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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淄川则更为动荡：“六郡皆患饥，淄兼患盗。自冬警盗，邑无宁村，村无宁日”。
家中如果存有满斗的粟，成贯的钱，箱子里有完整的衣服，那么就没人敢闭眼睛睡觉，一旦防备稍稍松懈，就会“白刃加颈矣”。
社会财富急剧减少，又分配不均，导致“盗又益多”，“或至四五十人为族，纵火烧村舍，杀人行淫，罔不至”。
大部分百姓面对强人只如待屠羔羊一般：“微独不敢报，亦不敢伤”；敢于反抗的百姓却面对着“盗杀人官不问，人杀盗惧官问”的尴尬处境。出现了“盖为盗官不知，人命官知之”、“盗犯无死法，人命犯无生法也”的黑自颠倒、善恶不分的情况。
这些详尽的记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大灾当前，清朝政府亦失去了强制力；清代基层官吏管理无力、昏聩；法制软弱、不合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百姓对盗贼只能进行“但矢去镞，铳去丸以惊之”之类自欺欺人的反抗，只求盗贼“散焉则已”，心翼翼地苟全性命于乱世。
但是这种软弱的反抗只会造成社会更加混乱，混乱导致百姓进一步陷入困苦境地，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到了“盗日横”，“惟贼不逃，如虱附物，物虽瘠，未死，尚可附也”的地步。当时底层百姓面对着三重灾难：一重天灾，一重**，一重盗贼。
六、大饥荒。史书中是这样记录大饥荒的：“四十二年秋，沛县、毫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大饥，人相食。”
当时淄川农村“淄至是弥望无青草...于是荷担糨子，流离道中，皆淄人也。”淄人在烈日的烘烤下无奈地离开了故土，有的整个村子都空了：“是时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贼二。”
百姓们走投无路，“虽生亦忘情”，此刻也顾不得家族亲情夫妻情深。自己家人饿死却置之不顾者有之：“或偕口俱出，死其一，行矣不顾，尸横路衢，无呜哭者。”抛儿弃妇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至是人益贱，垂髫女才易斗粟。”
逃荒的队伍中，有人饿死在路边，“道瑾无人瘗，禽犬分葬之。”灾民们流离失所，“盖上无青草，无食所，下无湿土，无栖所，故子母皆焦毙。”只因无雨，土地干燥，逃荒在外的妻女竟被活活晒死在骄阳下!
“郡城为流人所聚，国若焦”，“露秽眠道侧”，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流民大量死亡，于是“郊关善士，为掘眢井，深数尺，纳尸焉；既满复掘，盖十余井，犹未已也。”这不能称之为埋葬的埋葬，在活人看来却是“得入眢井，犹大葬也。”
灾情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人世间最惨烈的悲剧：人吃人!“货人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价十分羊之一；或炼人膏而渍之，以杖荷坛，击铜板市上，价视乌麻之槽磨者。”大灾面前人竟恢复了动物的本性，吃起了自己的同类，人命尚不如羊值钱。
人伦社会在自然灾害面前几于崩溃!
而且康熙四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九年，是疫灾高发期，根据史书记载，共发生了次这样的疫灾。
而康熙元年到雍正十三年，一共发生了50多次的疫灾，所以康熙年间根本不是什么盛世。
而选择这个时候穿越也是最容易拉起反抗大军，席卷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