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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两个都被抓住。”卡尔对霍奇说,“荒废的工地大楼,深夜无人,我们互不认识但处在同一阵线,应该想办法合力逃脱。那么,你为什么要攻击我?”
他们在第三和第四个受害者的被害现场。关于第二个案件的调查并没有新进展,但这一回就比较特别了——作为两个字母L的死者,他们是被带到一起后杀害的。这意味着成倍增加的风险与难度,嫌犯这么做一定有其原因。
“根据法医报告和当时的现场照片来看,他们进行过较为激烈的近身搏斗。”霍奇说,边看资料边沿着某个路线走动,“出现过追逐,攻击不是一直保持着双向性。最后这种争斗因为某种原因停止了,没有致死意图,他们并不打算、或者说被要求,杀了对方。”
“他们不能逃跑。”他停下脚步打量四周,继续还原场景,“凶手在现场,存在武力威胁。但他没有限制住受害者,他们手脚自由。那么此时如果我要攻击你,我们之间必然是有着更紧急的矛盾。但不是来自过去的私人恩怨,加西亚已经排查过。从伤口看来,双方都没手下留情。”他转回来说,“这个矛盾的起点来自于凶手?如果是你,你会迫于什么压力而攻击我?”
“我不会攻击你。”卡尔说。
“假设。”霍奇提醒他。
“可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攻击你。”卡尔说,颇为无奈地看着他,“这个角度我假设不出来。”
身为BAU的组长,霍奇探员可能是第一次遭遇这种类型的挫折。他不由地沉默了一下。
“但我可以换个角度。”卡尔试图帮忙,然后他停顿了短暂片刻说:“比如作为凶手。”
这次霍奇没有阻止他。
“他选择这两个受害者,是因为他们的名字首字母刚好符合条件。”卡尔很快地说了下去,“他一直没有表现出对特定类型受害人的倾向性。我认为他对杀人这个行为并不在意,换句话说,就像做饭需要食材一样,他只不过需要点游戏素材,就随手抓来了。”
“但用掉三个月就为了表达一个单词也太无趣了。”他又说,“杀人于他只是一个任务,枯燥无味的重复行为。他的兴趣不在这里。我的兴趣不在这里。所以在用掉他们之前,我先做了点小游戏。我需要什么?人类身上有什么值得探究?我想要知道什么?他让受害者互相争斗,让受害者认为不这么做就会死。”卡尔忽然迟疑了一下,转而问:“一般而言,有什么比生命威胁更严重,探员?”
“根据他们的个人资料,可以排除家庭因素。那么最可能的就是:更紧急的生命威胁。”霍奇分析说,“推测自己最终很可能会死,和知道自己5分钟内必然会死,是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
“我记得第一个案子的受害者死因是中毒?”卡尔说。
“是。”霍奇接着他说,“嫌犯很可能是给两个受害者下毒,让他们争夺唯一的一份解药。”
“但尸检没有查出毒素,两个人最后都是直接被枪杀的。他在故意骗他们。”卡尔指出。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杀了另一个无辜的人,他至少有理由消解愧疚;但如果他做了足以导致无辜人死亡的事,之后却发现一切都是假的,”霍奇说,“不论结果有没有人受伤,他遭受到的心理冲击都反而会更强烈。”
“是这个。”卡尔飞快地说,“嫌犯没有威逼他们杀死对方,他对单纯地自相残杀毫无兴趣,他想让胜利者面对活生生的另一个人,感受那种……他想看他们的反应。他对此感到好奇。我对此感到好奇。我想要知道在极端环境下,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最本质的地方,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他每行动一次,就测试一次。他感到,我感到……”他慢下来,回忆着,描摹那种感受,然后他说:“失望。我对人类感到失望。”
霍奇注视着他。
“你在想什么?”
卡尔迅速回过神。“所以凶手应该是每次作案都在重复这种游戏,这对他来讲是比杀人更有乐趣的事情。”他判断道,“我猜等到他找到合适的对手之后,他也会这样施加压力,研究对方。难度更大,挑战性更高。然后他再从精神上摧毁对方。”
“我不是在问这个。”霍奇说。
“什么?”卡尔不解地问。
“你一直下意识地不断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来回转换。”
“那大概是因为我在接入他的思维。我得把自己当做是他,对吧?”
“不。”霍奇说,以一种无可置疑的口吻,“我侧写过数不清的连环杀手,卡尔。我知道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和变成别人来思考之间的差别。你只是能从类似于他的立场看问题,但你和他是割裂开的。我认为你没法理解他。”
卡尔盯着旁边灰扑扑的水泥墙琢磨了一下。
“这倒是个新奇的角度。”他说,“我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不是因为我理解他,而是因为我们立场相同。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探员?”
“整个BAU小组都能从罪犯的立场看问题。所以不,这不是一回事。”霍奇回答他,然后又问了一次:“你刚刚想到了什么?”
想到我是如何对人类失去信心。这念头顾自升起的时候,卡尔意识到霍奇说得好像也有些道理。然后他就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了。但他也不想对眼前这个男人说谎。
“你可以试着从人类这个身份当中抽离出来。”他最终开口时说,“你不对他们抱有同情,或其他的情感链接。你完全跳出这个群体之外,以绝对客观的角度看待他们。然后你就会……”他停了停,转而说:“你就会发现不难知道这个罪犯的态度了。”
*
警局的临时办公室内,重新聚集的FBI探员们彼此交换信息。
“目前看来,这五个人没有明显的关联点。”瑞德站在白板前说,“不算意外,投毒属于遥控型杀手的行为,随机性非常强。但当我标注受害者的住址、而不是案发地点的时候,”他在地图上一划,“发现其中有四个人都集中住在这片区域。”
“加西亚还在查找这附近各种形式的多人组织,”摩根说,“社区活动,互助会,甚至超市会员……唯一没在区域内的是最后一个被害人。但他是律师,说不定什么时候在报纸上就能看见他的名字和工作地点。嫌犯很可能就是刚好、按照卡尔的方向来看,就是刚好看到他符合条件,于是顺手就选了他。”
“但他在运送受害者残肢的时候比较谨慎。”艾米丽提道,“包裹送到受害者家属家里的那次没有目击者,送到公司是通过伪装成清洁工,我查看了监控,但因为他带着口罩,只能判断出四十岁上下,棕发,还有身高等基础信息。”
“既然嫌犯这么有计划性,为什么他非要将第三和第四个受害人带到一起?”罗西问,然后看向卡尔,“你说他是为了设置‘游戏’,但如果他每次犯案都那么做,显然人数并不是问题,没必要扩大风险。”
“杀人顺序也很重要。”卡尔思考说,“不过到了两个L的时候就无所谓先后。风险不是他最在乎的,更重要的是……”
“因为犯罪在升级。”霍奇帮他总结道,“第一次是投毒,第二次是入室杀人,第三次是双人案。嫌犯在不断加强犯罪程度。可以预见接下来如果他再次犯案,不论是从人数还是规模来看,都很有可能进一步增强。”
“说到第一个案子,最开始我以为就是普通的远距离毒杀。”博士说,“但后来卡尔提出嫌犯的目的性,就意味着他必然也在那里,于是现场情况就不是看上去那么普通了——没有入侵的痕迹,受害者有可能是主动让嫌犯进入房子。他们认识,或者嫌犯的身份不容易引起怀疑。加西亚?”
“明白,甜心。”他们的计算机女王在视频通话里说,“调查第一位受害人的社交情况,邻居、附近的推销员、修理工等等所有符合条件的选项,这需要一段时间。”
“但嫌犯并没有每次都使用投毒的方式。”艾米丽疑问说,“后来他的作案风格改变很大。既然往往第一个受害人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能推测出他当时究竟是怎么做的吗?”
“那么我们来试着还原现场。”摩根说,把椅子转过来面对着她,“现在我们面对面坐在桌前,因为我有枪或其他武力威胁,你不能反抗。”
他随手摘下笔帽假装是药片,“我最终需要你吃下去它,而且是自己主动这么做。”
“如果我明知这是毒药,可能有点难。”艾米丽说,“我没有家人,独居生活,没什么可被威胁的。反正都要死了,我为什么非要吃它?”
卡尔盯着他们不说话。
“我们换个思路。”摩根想了想,“如果这样做有存活的希望呢?如果我不告诉你它是什么,并承诺只要你吃了它就放过你……不,这样逻辑不太通。”
“也许有不止一份药。”瑞德提议说,“真的和假的混在一起,你自己选,这样就能好理解一点。但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第一个案子有种奇怪的违和感。”他抬手在半空中胡乱比量几下,“在我调查整个案件的时候,它显得更缺乏激情,好像只是一个试探,我是说,我们的嫌犯应该更加……卡尔,你这样盯着我会让人很紧张。”
其他人不约而同地看向好像在愣神的年轻人。
“我觉得,”卡尔将视线又往摩根和艾米丽身上转了一圈,他不确定地说,“有种熟悉感。这个类型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我是说第一个案子。服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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