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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只要自行出首，就可以减轻处分。”
陈旅长说：“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管不着。白参谋长！
谈谈你的计划。”
白参谋长拿出他的稿本来，说：“是这样计划的，陈旅长看不合适再……”
陈旅长看他动作迟缓，说起话来慢吞吞的，把眼一瞪说：
“你快一点，老是嘴里含着个驴獠子似的！”
陈旅长一说，白参谋长两手打起颤来，索索地说：“我计划，把二团一营放在寡妇桥上，二营放在西门，三营放在车站。任务是巡逻盘查行人。对二师的警戒，还由一团担任，不过岗哨要密一点。”
陈旅长问：“只两层封锁线？”
白参谋长说：“唔！”
陈旅长把桌子一拍，说：“妈的！跑掉一个砍你的脑袋！”他一看，是对参谋长讲话。笑了一下，似乎是在道歉。又说，“不过，跑脱一个，委座也要砍我的脑袋呀！到了那时候，这罪过是你担哪，还是我担？”
白参谋长蹙了一下眉头，笑了说：“当然是我担。”
陈旅长扔给他一支烟，说：“一言为定？”又撩起眼皮看着他。
白参谋长说：“这还有错儿？”
陈旅长又叫二位营长，谈二师内部情况。当他们说到二师学生在士兵中有活动，士兵也有了动摇，陈旅长又焦躁起来。他说：“要增加第三道警戒线，放在五里以外的村庄上。”最后，他说：“从明天开始，三日以内不要出错。三日头上，午夜三时我们就要动手。”
刘麻子说：“他们要是不出来呢？”
陈旅长说：“不出来？好！架上机关枪，架上小炮，搜！
委员长的主张：宁误杀一千，不能走漏一个！”
刘麻子说：“用不着小炮，也用不着机关枪，我们就逮捕讯问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全部材料。”
陈旅长把二位营长送出去，又把刘麻子叫住，问了一下严江涛的情形。刘麻子说：“他是**里的骨干，我们那儿有他的名单，是要犯！”
陈旅长问：“这人怎么样？”
刘麻子说：“这人呀，精明强干，漂亮人物，个儿不高，社会科学不错。据说，他是国文教员严知孝的女婿。”陈旅长一时笑了，说：“这就是了！”他连点了几下头，又说：“可以维持一下吗？”
刘麻子说：“不行，问题在行营调查课。前几天，黄校长、杨校长、张校长都到我那儿去过。他们对二师学潮颇有意见，责备本部办事不力。十三座学校同时罢课要求抗日，就是第二师范的主谋。第二师范护校运动的主脑有五个：夏应图、严江涛、刘光宗、曹金月、杨鹤生。其中，严江涛是骨干分子，赤化甚深！
陈旅长问：“这人激进？”
刘麻子说：“不一定激进，激进不一定可怕，主要是思想毒害极深，破坏能力极强，煽动性极大。他在知孝及严小姐庇护之下……”
陈旅长听了刘麻子的报告，把鼻子一拧，说：“那可怎么办？”
刘麻子说：“看吧！”
这时随从兵拿进信来，说是有一位“故交”在公馆里等他，拆开信一看是冯贵堂。见刘麻子拿起帽子，他喊了一声：“送客！”亲自把刘麻子送出门来，随后上了汽车回家。到了门口，冯贵堂弯着腰从门房里走出来，睁圆两只眼睛，嘴上唏唏溜溜地笑着说：“贯群老兄！几年不见，你……”
陈贯群扭头看了一下，说：“贵堂弟！光顾过财主了，也不来看看我。”
冯贵堂走上去抓住陈贯群的手，笑着说：“财主什么？不过是过个庄稼日子罢了。”
陈贯群说：“谁不知道你是保南名门，号称冯家大院。是不？”说着，又挺起大肚子笑。
冯贵堂说：“不过是享祖爷的福罢了，谁又挣了什么来？”
两个人手牵手走进客厅，陈贯群把冯贵堂让在沙发上，说：“祖爷治下，儿孙享受，这还不是老规律？象咱这一辈人，谁又挣了什么来？”
冯贵堂从沙发上站起来，拱了拱手，说：“象你老兄就不同了，一个卫戍区的司令，比道尹权力还不小，而且是拿枪杆的人，偌大地方的治安，偌多人口的生杀予夺之权，操在你的手心里。”
陈贯群说：“权力大遭难大。象你吧，不做官不为宦，不吃俸禄才不担惊哩！今天做官，比往日大大不相同了。委员长又派了什么政训员来，今天政治，明天政治，咱军人只学会了打仗拿地盘儿，懂得什么政治？”
冯贵堂说：“有什么难的，越是大官越好当，你动动笔，下边人们就得跑断了腿。”
说着话仆人敬茶敬烟。冯贵堂眉飞色舞地喝着茶，吸着烟问：“目前治安上有什么大困难？”
陈贯群说：“甭说别的，光是这个第二师范就闹不清了。委员长行营命令包围逮捕，地方士绅们也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冯贵堂问：“还有谁是反对的？”
陈贯群说：“地方上，校长们都主张快刀斩乱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起来。知孝就反对。”
谈到这里，冯贵堂哈哈笑着弯下腰去，说：“他呀，甭听他的！你还不知道？他是书呆子一个，尚清谈。读书本子行了，懂得什么刑科大事。”
陈贯群一听，楞住了一下，挺了挺脖颈问：“江涛是个什么人物头儿？”
冯贵堂扎煞起两只手，笑着说：“哈哈！一个青年学生罢了。前几年俺县出了个贾老师，在高小学堂里教了几年书，象老母猪一样，孱生了一窝小猪儿，如今就成天价摇旗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那里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懂得什么社会科学？光是看些个小册子，设法笼络青年学生和乡村里一些无知愚民，象集伙打劫一样。这江涛就是他教育出来的。他哥是个**员，‘四·一二’政变的时候逮捕了，他爹跟我们打过三场官司。他爹还有个老朋友叫朱老忠，这人刚性子脾气。几个人帮在一块，越发闹得欢了。”
冯贵堂一行说着，陈贯群在一边听，不住地撅起胡子，咧起嘴角。他明白这地方民主力量确实有基础，实力非同小可。一想起委员长行营对他的嘱托，两只手扶着沙发背，连连摇颤着脑袋。
冯贵堂说：“迅雷不及掩耳，快刀斩乱麻，一点不错！一切‘怀柔’都是错误的，都是炕上养虎，家中养盗，这完全是经验之谈！”
陈贯群把手在沙发背上一拍，说：“下决心！就是这么办了！”
冯贵堂又说：“是呀！善而不能治者，恶而治之，亦一途也！管他是抗日是共产呢！”
说着，仆人摆上饭来，陈贯群留冯贵堂在家里吃便饭。吃着饭又谈起严江涛和朱老忠的家世。陈贯群又问：“你县里县长是谁？”冯贵堂皱起眉棱说：“是王楷第呀！他就是上了几天老军官，武人治政，那里能行哩！”陈贯群又连连点头说：
“这个人我倒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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