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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是如此。只是死亡毕竟是有别于活着的另一种物质形态，我们用活着的状态是感知不了死亡的。可是道家有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阴阳相克而生死相对。由此论及生从而论到死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此这般，死亡对于人来说，不也是可以进行归类的么。
如果一个人寿终正寝，也即是死得其所；如若一个人在不该死的时候却死了，也即文人雅客所谓的死不瞑目。前一种我们视为自然死亡，我们不便说些什么也不用说什么的；只是后一种死属于非正常死亡，那我们在惋惜之余是该说些什么也应当敢于说些什么的。活着不需要太多的理由，自婴孩“呱呱”安全堕地，他便是活着了。可死亡却不同，它必须要找出导致死亡的原因，从而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否则它必会引起个人甚至是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安和恐惧。那是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是个人自然的生理行为，而恰恰是一种社会行为，即人们所经常说的社会习惯所使然。
王国维国学大师在他的《人间词话》里有两句话说得好：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王国维大师本人之死不就印证了他自己所说的后面一句话吗？因为，王先生之死属于非正常之死，而为文学上之习惯所使然。其实王国维大师尽可不必把“杀许多之天才”只局限在文学这一块领地上，它尽可以延伸到社会上的任何一个领域。不过王国维大师是出于做学问的缘故，这便情有可原。若是标榜忠实的史学家所为，则难辞其咎。
我们别说其它的，就说一下一代影坛巨星阮玲玉，她带给人们的记忆也许不是很多，但就她留下的“人言可畏”这四个字，也就足以令国人深思。而今人却对她的死作出种种揣度，故弄玄虚而且可笑至极。原因明摆着，“人言可畏”！君岂不闻三人可以成虎，众口可以烁金吗？人言不可畏谁可畏，尤其是出于“丑陋的中国人”之口！一句“他妈的”开始，上至祖宗十八代，下至曾孙十八代，左添油，右加醋，能把一个完完整整的人骂得体无完肤，能把死的骂成生的，生的可以骂成死的。流言蜚语的打击力不亚于十三级超强台风，试想一下，能经得起如此大风大浪折磨的世人能有几个？一来是缘于天堂与地狱的落差相去甚远。其实最难适应的是隐藏在骂的背后的邪恶用心。韩信能受跨下其耻大辱，也仍要借用“能屈能伸，是为大丈夫”来聊慰一番；越王勾践十年卧薪尝胆，甘愿为吴王夫差做牛做马，因为这背后有他尚未雪耻的家难国仇。然而，阮玲玉毕竟不是大丈夫，也没有什么家难国仇。对于别人的造谣中伤和无中生有，她只是感到无奈和冤屈，为此她用死来证明的也就莫过于“人言可畏”这四个字了。实际上，最能适应这种气候的一个人，他就是《活着》的男主人公——徐福贵。
细说起来，徐福贵原先也并不怎么习惯这种大起大落的遭际的。因为他不同于阿Q，他的祖先确实阔绰过，拥有二百多亩地。他自己身为公子爷时也真真切切的阔绰过，有一百多亩地。可是生活就是想不到，徐福贵他就是想不到从他祖父传到他爹的手上怎么就少了一百多亩地；他也想不到竟在一夜之间他会输掉那一百多亩他爹准备留给他的田地；真是怎么想也想不到他岳父竟然带人敲鼓打锣大模大样地把他的老婆给接回娘家去了；再怎么想也想不到的是，后来他的家珍又自己回来了，再后来又生了有庆，后来呀后来……
反正是一连串的想不到，徐福贵后来就这样不紧不慢地适应了作为破落户的那种朝不保夕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困潦倒的生活。徐福贵从一个吃喝嫖赌可以说是无恶不作的花花公子，居然变成了一个憨厚老实的顾家男人，真是难以想象。
自从徐福贵成为了一个平民后，他再也没想别的，只是想过上平民所过的那种正常的生活，做一些凡人的事情。现在勤勤俭俭，做到一家无饥饿无冷暖就尽责了，老来也能养妻育儿，然后就死在儿女的前头，接受应有的丧葬礼仪。然而最后一个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的妻儿都陆陆续续先于他而去，徐福贵他一个白发人，送走了几个黑发人。可是他还是坚持住活了下来，尽管很痛苦也很无奈，却是活得越来越豁达。毕竟出于那样的一个岁月，谁又能奈何得了呢！不想活着的，那就得死给别人瞧；如果想活着，就得看着一个个的人无辜地死去！
《活着》并不是不好，只要活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