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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反映在普通镇兵们的身上尤甚，不少人从光荣的职业边防军人，沦为镇将等官员的仆役。而在这种情况下，之前提到的第二点——六镇产量不足的问题，就变得愈发明显了：六镇地区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现在又没有其他地方的粮食运进来，因此一些最底层的镇兵甚至已经开始吃不饱饭，这已经是在试探“当兵吃粮”这条最危险的底线了。
可能距离真的会让人失去警惕感，大魏的皇帝和大臣们竟然没有意识到，让当兵的吃不饱饭，是比让老百姓吃不饱饭更危险的一件事，更何况还是这些六镇的镇兵：他们忘了，这些人因为戍守北境，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战备状态，非常凶猛，他们的刀枪从未入库，马从未放南山，是一群绝不可慢待的狠角色，跟内地那些因为承平日久，因而武备松弛的军队完全不一样。
更重要的一点是，就像我父亲之前比喻过的，大魏迁都洛阳是鲜卑族的一次大分家，被孝文皇帝带去河洛地区的那些鲜卑人们，在大魏优厚的汉化政策下，自然会不断地逐渐汉化并且发展壮大，试想既然那些亲贵们不管生多少儿子，国家都管分配，他们能不可着劲儿地生吗？
而六镇地区那些被留下的鲜卑人们，虽然生了儿子国家也包分配，当然是分配你去当费命不讨好的镇兵，不过他们确实也在一直不断地鲜卑化着那些被迁徙发配过来的汉族人，还有陆续归附大魏的游牧民，使得后两者渐渐都开始说起鲜卑语来。再加上一旦来了就不许走的户籍政策，就导致六镇人这个传统鲜卑文化群体也在不断地扩张。
这样一来，本来是同一个民族的鲜卑人们，就分化成了南边的汉化鲜卑和北面的传统鲜卑，而且都具有相当规模的人口。
而底层的六镇人们，就比如我父亲，在他当信差去南面的洛阳时候，看到亲贵们可以为修建华丽的佛寺一掷千金，却对他们这些拿着命守边的军人们的疾苦不闻不问，自然就会对南边的这群汉化鲜卑和汉族人们生出巨大的怨恨。而六镇人这样一个心中不断积攒着巨大怨恨的巨大群体，必然也不会无休止地忍耐下去。
所以，当这些六镇人们再也忍受不了加诸自身的各种不公正待遇的时候，第一反应一定会是用自己最熟悉的暴力，进行最激烈的反抗，而内地的军队们则很可能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这就像几百年后，安禄山的边防军们从范阳南下的时候，“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会把大唐的内地军队打的溃不成军一样。
而且六镇人，尤其是里面的鲜卑人，骨子里是有这么种先前阔的骄傲的：眼看自己祖上是地位尊荣的国门卫士，到了自己这里，连饭都吃不饱，还得为人仆役，心里不可能痛快地起来，则必然是对南迁的大魏朝廷的皇帝大臣，以及他们所推崇的那一套汉化的生活方式，有着最切齿的反感，一旦他们对着朝廷举起刀剑，一定是会用最凶狠的方式劈砍下来的，这一点从后来他们在起义中采取的诸多毁灭性措施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洛阳远，边镇近，对他们产生直接压迫的还是那些镇将一类的官员，所以镇兵们对这些人的仇恨更甚，因此很多起义都是从聚众砍杀镇将开始的，就比如怀荒镇兵们在官署门口围杀于景。
镇兵们之所以对镇将们有这么深的仇恨，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戍守北境既然从之前的香饽饽变成了冷板凳、苦差事，那派过来的镇将们就大多是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人。等他们到了边镇，一则是满肚子怨气，不想好好工作，只想着捞足了钱送回去行贿，早点儿调回洛阳；二则是这些人在长期汉化之后，自视高人一等，鄙视六镇人们种种质朴传统的鲜卑习俗，以至于和整个边镇格格不入，这就造成了兵将间更加不和。
第二，六镇既然成了流放地，自然也会有一些贪官污吏们被发配过来。而这些奸猾之徒们到了边镇，正经本事不会，但却很会教唆镇将们使出各种新鲜花样克扣盘剥镇兵，这自然就更激起了镇兵们对镇将，以及对朝廷的愤恨。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些镇将和他们的帮凶们，统统都是朝廷派过来的，和朝廷是一路货色，根本分割不开。
所以，当他们砍掉眼前的镇将的脑袋之后，下一步自然就是要把眼睛望向洛阳，向那南面称王的大魏朝廷讨回一笔欠账——一笔他们绝对还不清的欠账。
因为这一年，已经是孝文皇帝南迁洛阳的第三十个年头，大魏朝廷这三十年来积欠六镇人们的全部本金连带利息，这次绝对偿还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