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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奴已经杀到城外，大明丧师辱国，士民死散，国土沦陷。朕有罪！”崇祯也不玩虚，站在御座前，看着群臣，开门见山。
“哗哗。”
满朝大臣，太监们，除开维持礼仪、如今划归为旗手卫的大汉将军们，所有人全部跪下。
一个十八岁的年轻皇帝，如此不诚恳的、轻描淡写的下“罪己诏”，你指望满朝诸公“心服口服”？然后，团队力凝聚开到最大，诸公捐弃家产，跟着你干？
那怎么可能的！
没有圣旨明示天下，这叫“罪己诏”？
但是，皇帝是国家的代表。给人打到“老窝”门前，这不亚于在皇帝脸上抽了一巴掌。
不管满朝大臣们是怎么想的，“主辱臣死”这个政治正确还是得要的。
崇祯只说一句“罪己诏”，然后话锋一转，喝问道：“但是，卿等有没有罪？有没有？朕看是有的！”
这句话要达康书记来说，那是非常有气势的。但天子之威足以弥补崇祯的演技不足。
满朝寂静！
崇祯目光从群臣一一身上扫过去，说道：“卿等平身。”话锋再转，“大敌当前，朕既往不咎。但自此刻起，朕希望卿等以国事为重，遵守规矩。
不听军令者，杀无赦。
通敌卖国者，杀无赦。
妖言惑众者，杀无赦。
囤积居奇者，杀无赦。
不敢战者，杀无赦。”
崇祯连说五个“杀无赦”，杀气腾腾。刚刚站起来的满朝诸公，或是低头或者面无表情，或是摸鱼。
皇帝发脾气吓不吓人？当然吓人！但是做官做到这个份上，谁还不是个老油条？
首辅钱龙锡出列，奏道：“陛下，法令严苛，可否稍宽？”
不少官员心里松口气，最近钱阁老还是能任事的。他们这些京官散漫惯了，又是宵禁又是“杀无赦”，心里有点不适应。
崇祯道：“建奴已经打到城下，如今是战时体制，当从严。”
钱龙锡立即退下。
成基命出列道：“建奴兵薄皇明京师。臣奏请陛下重整城中保甲，并派遣大臣署理诸事。”
“准奏。”
中极殿大学士、枢密使孙承宗出列道：“永平兵备副使梁廷栋弃守三河，臣请斩此人！念军中将校血战，值此用人之际，三河兵俱降一级，往通州驻守，戴罪立功。”
“准奏！文官武将，守土有责。朕在战前就行文强调。”
本来一片寂静、沉闷、看戏的朝堂，突然间泛起了波澜。死人了！很多人这才反应过来，即便是在皇极殿举行的“大朝会”，但在本质上，它依旧是“早朝”。
而大明朝的早朝，早就是沦为仪式。并不具备议事的功能。
换言之，这都是天子和阁臣们商量好的。
稍后，李邦华出列奏事，请以倪元璐为副手，统领京师民役，以工待赈。
大朝就此结束。
…
…
崇祯从皇极殿里出来，脸色微微阴沉，并没有在朝会中取得胜利的笑容。
因为，这次大朝会的目的，不在于他要杀梁廷栋。
而在于他的那句“朕有罪”，承担此次螨清兵入京畿、打到京师的政治责任。
朕都在皇极殿这样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地方认错，尔等还想要如何？
明旨下“罪己诏”那是不可能的。
他心里很清楚，下不下“罪己诏”和朝堂上的这帮人愿不愿意跟着他干，让大明重新伟大，这是完全不沾边的。利益集团在被打疼之前是不会让利的。
他做个秀就得了。
崇祯带着太监、锦衣卫、翰林学士们到武英殿中。这里已经被改为战时的指挥部。
巨大的地图、沙盘，还有枢密院的文吏们在此忙碌。
刚坐下来，翰林侍讲倪元璐面对天子，躬身道：“国难当头，臣本不应推辞差事，但臣恐难以胜任。”
倪元璐时年三十七岁，天启二年的进士，授庶吉士。那一科，孙承宗、袁可立为殿试同考官。
其实按照大明的官场规矩，真正是这一科进士们的座师，应当是当时的会试主考官、大学士何宗彦！
副考官都隔着一层。
而殿试没有主考官的，因为主考官是皇帝。
但是，要注意时间。天启二年春举行该科的会试、殿试，此时孙承宗为帝师、东林党，在朝中的根子很硬。他同科好友袁可立为通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经筵。
翻译一下，袁可立实际干的九卿通政使的活儿。而更大的权力来自后面三个字“侍经筵”。他同样算天启皇帝的老师。吹个牛逼的话，也是“帝师”。
当然，权力不来自于帝师这个职业。正儿八经的帝师是孙承宗那样的。（天启）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权力来自于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在经筵上见到天启皇帝。这比通政使牛逼。
明朝一科进士取两三百人，不可能人人都跟着大学士何宗彦走。天地君亲师，座师归座师。这无可替代。但同考官也可以算老师的。就有一批人是跟着孙承宗、袁可立走的。
倪元璐便是袁可立的门生。同门还有黄道周、刘理顺。
黄道周自不必说。
刘理顺十次会试不中，将会在崇祯七年中状元。
此三人者，明亡，皆殉国而死。
书归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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