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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当作白人还是头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不习惯。克鲁说，白人在加纳人的心目中等于是有钱人。这让我想起那些满大街与老外牵手的中国女人，误把洋人都当成了富人。我和老板阿龙走在阿克拉的街道上，经常听到有人“master！master！”地叫，阿龙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说叫你主人呢，就像百年前国人常说的“大人请安”的意思。没想到在国内无论多努力都很难当家做主，无论年纪多大都很少有人把你当“大人”，而到了加纳，不费吹灰之力就荣升大人了，不禁飘飘欲仙，神魂颠倒。
后来的经历证明，原来在加纳当大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将之归纳为过三关。首先是警察关。有一次行在路上，车子被警察拦住了，阿龙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克鲁警告说，千万别把头伸出窗外看热闹，只要不让警察看到车上有白人就没事。阿龙和我像两个心虚的偷渡客，大气都不敢出。没想到警察不吃克鲁那一套，我看到一名穿制服戴大盖帽的男人往车子的方向走过来。到了车子旁边，我看见了他腰间别的手枪手里持的警棍。
然后，我又看见一张黑不溜秋的脸和车窗亲密接触，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最后，我看见两只圆滚圆滚的手臂，大摇大摆地游离而去。克鲁回来时，冲着车里的我喊到：“Andy，你出来。给他七万塞地吧。”七万塞地等于七十块人民币，不算贵。我望了阿龙一眼，阿龙说：“给他吧，这个黑鬼！”
我走下车子，战战兢兢来到“黑鬼”面前，从厚厚一打塞地中取出7张递给他，没想到警察不收，他盯着我手里厚厚的塞地，贼眼一转，说：“我改变主意了！十万！”我急于要摆脱困境，没有回头请示老板，自作主张地又递了三张给这个无赖。事后克鲁说：“我开着这辆无牌照的车到处转，从来没有被罚过，今天的麻烦都是你们的肤色惹的祸。”
第二关是饭桌关。有一次，阿龙请经营金矿买卖的公司老板吃饭，老板带了五六个随从。那餐饭实在是难吃，不是酒店的饭菜不好，而是那老板牛高马大，满脸横肉，一身的狐臭味，一见面就一把抱住阿龙和我，一边一人把我们提到空中，还转了两圈。这个见面礼实在是太重，让人受不了。
阿龙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还沉得住气。待到客人坐定，把菜单递给大家，请各自点了各自的最爱，就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阿龙吃得很少，一面抽着烟一面给各位上汤，服务真是周到。看得出客人吃得满意，阿龙也难得这么开心，开始和他们谈起买卖黄金的事情来。谈到尾声，阿龙手一挥，嘴一张：“买单！”酒店的老板应声而来。
这老板是个中国人，他用汉语对阿龙说，一共50万塞地。阿龙说不对，再怎么数台面上的空盘子也没有那么多。酒店老板说：“打包的还没有算呢。”“打包？谁打包？”阿龙问。正说着，服务员上来，手里提着几个装着盒饭的塑料袋，分别送到了这帮吃完了还要兜着走的加纳白领手中。
第三关是面子关。十四岁的时候，我从乡下到首府配镜，在友谊商店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老外，好奇之心引导我一直跟进他们，像一只跟屁虫。
我们混到黑人的队伍里，以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以为不会遭受歧视和白眼，没想到这里是走两个极端，城里的平民称我们为大人，乡里的老百姓不把我们当人，特别是村里的孩子们。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们，他的身边就会出现另一个孩子，慢慢地由一个孩子变成一群孩子，在两三米开外的地方傻傻地看着，正好是动物圆里看猴子的距离。
有一次我坐在车里，我看见车子旁边有一位头上顶着一大筐面包沿街叫卖的黑姑娘，不知何故面包撒落一地。我一直惊叹加纳劳动人民那顶天立地的脖子，喝的水，吃的米，烧的柴，用的锅，割的菜，摘的果，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往脖子上放。这些满大街头顶东西的妇女儿童，个个像训练有素的杂技演员，没见有谁失手掉过东西。我发誓，在我离开加纳之前，一定要看到有人失手掉东西，现在终于看到，不禁得意起来，心想，马都有失前蹄的时候，更何况是人呢？’后来，克鲁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知道那个姑娘为什么会掉东西吗？”
“为什么？”我不知克鲁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她看到车里有白人了！她看上你们了！哈哈哈！”
去加纳之前，我在南宁接待来自费城的西曼，一个到过加纳的白人。
希曼说，加纳人很愚蠢，开起车来不要命。每一天在路上，不时有阴沟里翻车的场景出现。那些还能爬得起来的司机，只要车还转手脚还灵，马上重整旗鼓，继续狂飙。
希曼提醒我，不要随便上黑人的车。那些装满黑人往乡下赶的破车，常常是事故的起因。
我们看着那辆窗口有一个枪眼一样窟窿的无牌照废车目瞪口呆。纳纳说这辆车其实蛮好用的，只是轮子经常出问题。这是什么话？这等于是一个芭蕾舞演员说，我还能跳，只是脚尖出了点毛病。等于是刘翔说，我还能跑，只是跟腱有一点点疼。我把我的担忧跟阿龙讲了，阿龙说：“先看看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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