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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生性固执的男子驾着马车往北方行去，途中遇到多年的老友。
朋友问他：“你要往哪里去？”
这位男子回答：“我要去楚国。”
朋友一脸狐疑地问道：“楚国是在南方，你往北方走，是背道而驰啊！”
男子辩驳：“没关系！我的马非常优秀。”
朋友无法理解，又问：“即使是一匹良驹，日行千里，但方向错误，还是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啊！”
男子还是非常不以为然地说道：“你不用费心了！我有足够的旅费。”
朋友说：“你就是有再多的旅费，但路的方向毕竟是不对的，你怎么能到得了楚国呢？”
朋友虽然再三告诫他，这位男子仍然坚持己见，说道：“不打紧！我还有一个善于驭马的好车夫。”
总之，任凭朋友如何分析解说，男子依旧执著自己的理由，“死不认错”。这就是人的愚痴，人的执著！
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则故事罢了，其实，类似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现代的社会。我曾经看过一个慈爱的母亲因为女儿即将到寒冷的山区旅行，怕她冻着，所以就和女儿说：“乖宝贝啊！你去的地方很冷，不要只顾到漂亮，要多带一点衣服去啊！”
女儿回答：“不必了，冷的时候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到一件毛衣。”
母亲不放心，说道：“寒带偏远的地方，通常很难找得到一家店面。”
女儿还是说：“没关系，我可以找一个人家商借一件。”
母亲说：“越冷的地方，人烟越稀少，你到哪里去商借呢？”
女儿说：“万一真的冷得没办法了，我马上回来，不就得了吗？”
无论母亲如何地叮咛嘱咐，殷殷劝诱，做女儿的就是不肯多带一点衣服预备。
“死不认错”就是一般人的通病。
所以，“认错，要有勇气”，我一生都将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一九七一年，我想将朝山会馆的建筑列为佛光山第一期工程。因为我认为：现代佛教应该和社会大众结合为一体，能够提供好的食宿，才能让信徒安心欢喜地朝山拜佛，所以建议设立一座美轮美奂的朝山会馆，不料很少信徒支援这项建设，眼看工程无法进行。有一天，慈惠法师对我说：“台湾的信徒根本不懂什么叫作‘朝山会馆’，他们只希望有殿堂可以拜佛，师父应该先建大雄宝殿才对。”我一听，觉得她的话非常合理，于是立刻修正，因此佛光山后来的建设一直非常的顺利。假如当初我只凭理想，没有“认错的勇气”，又何能有后来的方便呢？
我提倡僧团的民主，效法佛陀时代的三番羯磨。每次在佛光山开会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徒众的意见与我不同，但只要合理，我立刻自己修正，所以我自许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很怕徒众认为师父也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久而久之，上焉者不敢违抗，只会唯唯诺诺，没有深思远虑；下焉者遵循效法，只知指责别人，不能检讨自己。这样一来，佛光山哪里能突破创新，为众谋福呢？
以我多年来授徒的经验，凡是能够接受教诲，“勇于认错”的人，大多进步得快。凡是觉得自己全部有理，“死不认错”的人，大多在原地踏步。像我常劝一些徒众既然不长于读书，就要及早学习其他技术，但他们却执著己见，不肯“认错”，结果花了许多年的时间钻研学问，才发现走错了路，后悔莫及。另有一些徒众做事不能顾全大局，懒惰又不和众，经过一再训诫，还“死不认错”，到头来没有一个单位肯要他做事。还有一些徒众溜单以后，虽然知道自己错了，却没有勇气向大众“认错”，只得流浪在外。我虽有心宽容接纳，基于宗门法规，也只有徒呼奈何！
因此，人一生际遇的平顺安危，其实和自己能否“认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古往今来，无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主事者乃至组成的分子，能够“认错”与否，往往就是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像项羽之所以在楚汉之争中饮恨败北，就是因为他刚愎自用，所以众叛亲离，最后自刎于乌江，临终前还死不认错，喊着：“天亡我也！天亡我也！”三国名将周瑜，因为心胸狭窄，妒贤嫉能，错失联蜀灭魏的机会，却不知反省，反而感叹：“既生瑜，何生亮？”终致英年早逝。反观刘邦和曹操，一个原本默默无名，一个被世人称为奸雄，却因为能听从谏言，改正过失，而成就霸业。
最近报载，经营亚都饭店成绩卓著，获得中外一致好评的严长寿先生，被聘请到台北圆山饭店担任总经理时，原本意气风发，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不久之后就递上辞呈，因为工作人员无法改掉威权时代的习气，“死不认错”，配合困难，严先生眼见无法改进，只得拂袖而去。
凡此都说明了：“认错要有勇气。”能够“勇于认错”，才不会失去发展的契机。
记得三十年前，因为台北到佛光山路途遥远，北部的信徒纷纷请求佛光山在台北设立道场，好让他们可以常常听经礼佛。我也很想满足大家的需要，所以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场地。最初我们看中民权东路行天宫对面的一块土地，通过一位经纪人接洽，虽然一坪的价钱不及市价的三分之一，但佛光山还是负担不起，结果失去了这次的机会。后来，那块土地上面起了一座大厦，每次坐车经过时，我的心里都会生起一阵婉惜，总觉得对信徒虔诚的心意抱愧无比，因而发愿有一天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必定要在台北建一座空间宽敞的现代化道场。后来，信徒听说此事，有感于我为了不能给大家一处好地方拜佛而“认错”、难过，便发起大家协助出资。一九九四年，终于买下信义区一栋大楼中的几个楼层，集台北道场、台湾佛光会总会、佛光缘美术馆、佛光缘滴水坊于一处，实现我多年来对于现代佛教建筑的四个理想：传统与现代结合、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文艺合一。
一九九二年夏季，因为耐特台风来袭，山洪暴发，雨水成灾，造成台湾南部地区一片汪洋泽国，佛光山东山的砂石也流失不少。当时我人在外国，闻后匆匆赶回，看到坍方流失的土石及满目疮痍的坡地，真是一阵伤感，但我没有责怪主事的职事照顾不周，防范不严，反而召集寺众，对大家说道：“这次意外事件怪我当初没有用心把挡土墙做好，让常住遭受损失。”徒众们听了之后，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这不是挡土墙做得不够稳固，而是我们没有随时清理水道。”
我们师徒互相认错，于是大家同心协力，奋力抢救，很快地，东山又恢复以往的宁静美好。从这件事，我深深感到：一个人要肯“认错”，才有人乐意帮忙。因此，所谓的“广结善缘”，不光是嘘寒问暖，解衣推食就够了，还应该在有“错误”的时候，能够做到“严以责己，宽以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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