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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领导学、统御学、统帅学、主管学等书籍林林总总，充斥书店，正符合中国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观念。其实就我一生的阅历来说，被人领导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而且能够被人领导的人将来才能做好领导的角色。我深感领导别人固然很难做好，但能够擅于被人领导，亦非易事。所以，当目睹大家热衷于做领导人时，我不禁在此大声疾呼：做一个成功的“被领导者”才是一门最重要的学问。
我从小出家时，就一直希望能有一位领导者让我追随效法。当时，太虚大师有感于中国佛教积弊甚深，所以极力推动教制、教理、教产改革，他的悲心愿力、深厚学养、热忱为教、勇于承担……再度成为许多青年僧伽心目中最景仰的对象。虽然我只有亲聆教诲一二次，但心常向往之，甚至经常想到如果有一天能为他效命，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一九四六年，我好不容易获得师父志开上人的允准，准备回家，这是我出家以来第一次探亲，正当喜不自胜时，太虚大师倡组“中国佛教会第一届会务人员训练班”的消息传来，我立刻放弃返乡计划，争取参加，成为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之一。
中国佛教会正筹组第一届大会时，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的噩耗惊动了整个佛教界，缁素二众无不哀恸莫名，我也如遭晴天霹雳，镇日失魂落魄，顿感前途一片茫然，犹如日月无光，大地一片漆黑，不知何去何从。因为我不仅是在为我个人的损失而伤感，也是为中国佛教的未来感到担忧。后来我想到同学智勇法师能写善说，文武兼具，遂一心追随，并多次去函表示欲将宜兴地方小学校长一职让给他做，请他速来领导。后来在某种机缘之下，我们连袂离开宜兴，抵达南京华藏寺时，我也拥护他当住持，并自愿做他的副手，接受领导，亟思竭智尽忠，共为复兴佛教而努力。
一九四九年，我们相约分头努力，希望借此天涯海角，分灯为教。后来他从南京又回到宜兴，我从大陆来到台湾，从此关山远隔，音讯全无。我心中依然盼望能有一位大德让我追随左右，奉行领导。所以，我观察良久，准备择主常随。在寻寻觅觅之中，我发现尽管有的大德长于教理研究，有的大德精于时势分析，有的大德擅于政论批评，有的安于高位荣显，但都未能怀抱振兴佛教的理念。在茫然无主之余，我更加渴望能出现一位没有自私主观立场，而且真正关心整个佛教的高僧大德，来作为依止的对象。
一九五五年，大藏经环岛弘法宣传团成立，我担任领队，追随团长南亭法师四处布教，秉持属下分担忧劳应有的态度为其效命。只是生性保守的南亭法师经常指示我这样不能做，那样不可做，所以虽然合作期间从未发生争执，但心中深以为憾。尽管如此，我自始至终从未有不欢的场面，一直很庆幸自己还是能接受别人的领导。
一九六三年，我和白圣法师组织台湾佛教会第一个访问团到世界各国访问时，曾亟思扮演好助理的角色，无奈身为发言人的我却不能发言。我有一种不被人尊重的感觉。虽然别人如此不尊重我，但我仍要尊重别人，最后才能圆满结局。
四十年前，有鉴于圣教不彰，佛子大多因循旧习，仅思向外求福，不知自我实践，我也曾一度为人编辑《人生杂志》，为人助印发行大藏经影印工作，希望借此推展佛教文化事业。但主事者仅想守成，与我开创的理念无法相符。虽然我并不满意他的领导作风前后有多年，但直到我向他辞退时，他依依不舍，说我很适合跟随他工作。这可以证明一点，我懂得被人领导。
尽管世事无法尽如己愿，我还是十分尽力地做好幕僚工作。我曾亲近新竹、桃园、苗栗三地佛教会理事长妙果老和尚，任其助理。记忆中，我所拟定的各种计划，回复的各种公文，不曾见他更动一字；所建议的各种事项，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安排，乃至会客、翻译，也未尝见他否决。不仅如此，在当时交通不便的年代，还承蒙他亲自带我跋山涉水，周游各个客家地区，例如竹南的狮头山、大湖的法云寺、竹东的师善堂，关西的潮音寺，乃至平镇、杨梅，还有许多新竹、苗栗的道场，都感谢他的慈悲向导，让我结下许多因缘。记得有一天，太阳很大，他以一顶拿破仑式的帽子赠给我遮荫，直到今日，我仍参不透老和尚的肚里玄机。
我也曾做过《慈航法师全集》的助编，并多次前往探望慈航法师，承其慈悲垂护，亲切接待。他虽然是我的长辈，但每次来信皆以“云弟”称我，可谓厚爱备至。不幸年至六十时，正如人云：“慈航止于汐止。”我因而未能长期亲炙，受他领导，至今追思，深憾缘悭。
由于几次未能如愿地被人长期领导，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青年佛子慢慢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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