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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信徒修持上的需要，完成了禅堂、抄经堂、礼忏堂、念佛堂，使得佛光山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大名山菩萨道场。
就在开山期间，我念及年迈的功德主们多年以来对佛教的贡献，所以为他们兴建佛光精舍，邀请他们来此安养天年；后来附近居民经常将一些失怙的孤儿送来山上，我又发心建筑大慈育幼院来养育他们；接着这个信徒要求我们办一所中学，那个信徒建议我们开一家幼稚园，普门中学、普门幼稚园就这样地成立起来。其他如佛光诊所、万寿园，也莫不是以大家的需要为前提，一一兴设，使得佛光山又成为生、老、病、死都能与诸佛菩萨长相左右的人间净土。
当初我自觉个人不重要，所以纵然经费有限，也设法满足信众的需要，勉力兴建各项设施，不料却使得佛光山更形重要。所以，我常对弟子们说：“光荣应该归于佛陀，成就应该归于大众。”
正因为时时感到自己不重要，所以我不但在建设上尽量满足众生的需求，在寻常时，也总是竭尽心力，表达对大家的一片至诚。四十年前在宜兰弘法时，杨锡铭发心为幼稚园画壁画，我整日像学徒一样跟着他，为他准备画笔、颜料、调色板、米达尺，待他休息时，还不忘奉上茗茶鲜果，后来，他被我的诚意深深感动，因而皈依三宝，佛门又增添了一位金刚力士。
才华横溢的《幼狮杂志》主编朱家骏，为我编辑《觉世》、《今日佛教》时，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旁陪伴，并且为他下面，泡牛奶，准备点心。他常和我说：“师父！您先去休息吧！”我还是坚持等到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来袭，我怕他着凉，每次都将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拿给他盖。他有感于我的关怀爱护，不但用心编辑，使《今日佛教》带动了教界杂志的进步，也接引了一批文友来学佛。
十年后，我来到高雄，市姑、六姊（苏陈秀琴）、永记油漆行的张云罔雀、裕隆印刷厂的曾进等人，也都因为我很有耐心地和他们谈论佛法，而结下甚深法缘，从寿山寺到佛光山的开建，迄今三十余载，护法护僧，从不退心。近年来，高雄县前县长余陈月瑛女士，因为有感于每次来山时我的热心接待，自己参加国际佛光会不说，还把女儿余玲雅、儿子余政宪都一起拉来加入，成为会员。多年来，我深深感到：如果希望别人觉得你很重要，就必须先觉得别人很重要。
过去，我因为感到沙弥是菩提幼苗，为“四不可轻”之一，非常重要，所以盖了一栋栋很好的校舍给他们读书。后来觉得男众的智慧、果断，具有无限潜力，也很重要，故在北部郊区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为他们兴建一座融和古今的北海道场。继而又想到女众的忍耐、柔和，对佛教的贡献功不可没，所以也为她们建设现代化的寮房宿舍。而我只为自己在传灯楼走廊的过道上，加盖一间起居室，不知不觉地住了十余年。直到一九九一年，心平为我另外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开山寮，参观者无不赞叹，此虽非生性俭朴的我心中所愿，但是也说明了尽管自觉不重要，只要肯为人着想，自然会有人发觉你的重要，所以我们为人处事，不必患人之不重己，而应患己之不重人。重人而后人重之，这正合乎佛法里所谓“因缘果报”的真理。因此，你重要，他重要，简而言之，就是“心中有佛”最重要！
昔时，佛印禅师以佛眼视众生，所以苏东坡在他的眼里，也是一尊佛。在我的心目中，所有的弟子徒众也如同佛祖一般地尊贵。
常常这个弟子向我建议必须要见某甲，因为某甲对道场贡献很大，希望我当面赞扬褒奖，以资鼓励；那个信徒也来和我推荐一定要见某乙，因为某乙具有未来性，希望我能将他度入佛门。其实，我知道某甲、某乙固然重要，引介的弟子、信徒更为重要，他们的建言如果获得重视，心中就会非常地欢喜，所以尽管行程紧凑，我也安插时间，依言接见，不予拒绝。凡此，都必须先要觉得自己不重要。
有时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闲，想要好好地待在寮房里阅书报，改文章，看公文，回信件，不料这个单位的主管请我前往巡视指导，那个道场的住持也邀我为住众开示。念及弟子的工作法务都很重要，徒众的法身慧命也需要我关心，而我的事情，自有其他时间处理；我的生活，自有办法能力调节。于是我只好又将自己的时间分割给他们，把书报、文章搁一旁，把公文、信件延到晚上处理，因为他们都很重要！
尽管一些弟子们不忍见我终日繁忙，因此经常建议我参照公务人员朝九晚五的办公方式，并且只依照预约的日程行事，不去理会临时的邀请，然而想到多少徒众等候我的一句回答，多少弟子期盼我的一声鼓励，我虽然不重要，但是却很有价值，又何忍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我每天分秒必争，精进不懈，为的不过是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满足更多人的需要。
回想自己一生当中，因为能以“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的观念来待人，不知结了多少人缘，免除多少纷争，给人多少希望，予人多少欢喜，所以，我一向提倡“你大我小，你有我无，你乐我苦，你对我错”，人人果能如此，人间何愁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一九九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