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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我的外婆刘氏。抗战初起，她被日军火烧、刀砍、推入江中，所幸都能不死。她对我说：“面临死亡，不要惊慌！”后来，我多次在死亡边缘游走，从不惊慌，外婆的话，对我影响最大。
常有人问我对于生死的看法，我这一生走遍****，虽然惭愧鲜少建树，然自忖对于佛教事业总是戮力以赴，因此每天都生活得法喜充满。最难得的是，我曾经多次面临死亡。对于生死，我从外婆的话里体悟到的是：生，未必可喜。死，亦未必可悲。
我小时候既胆大又顽皮。记得有一次路过一条大水沟，本想一跃而过，没想到却陷入水沟里，一个碎玻璃瓶口穿足而过，将脚丫子截成两半。顷刻间，鲜血如注，我随手撕开衣角，胡乱包扎一番，回去也没有看医生，过了些时候，居然自己愈合起来。回想当时因为年纪太小，外婆的话、外婆的勇敢精神让我不懂得害怕，觉得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家乡每逢严冬必定下雪，连河川都冻结成冰，我经常和哥哥在雪地里玩耍，在冰河上溜冰。八岁那年的春节前夕，我独自在冰河上散步，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枚雪白的鸭蛋，心想把它捡起来，再走向前一看，原来只不过是冰块即将破碎的白印而已。正想转身离开时，一只脚已经踏入溶冰，刹那间，整个人就掉进了冰窟，怎么奋力也爬不上来。这时，我全身冰冷，以为这下应该是没救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竟然像游魂似的，在寒风中站在家门口敲门。哥哥应声开门，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这才发觉自己全身都结满了冰块，至于是如何从冰窟中上来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家人一再追问，才忆起在朦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门。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才十一岁，对于生死开始有了些微体认。那时，处处烽火弥漫，当前线不断传来胜负伤亡的消息时，在后方的我们也无时无刻不是在枪弹的威吓下过一天算一天。常常天还没亮，兰花会、大刀会等民间抗日组织便起身操练武术刀棍，口里还声嘶力竭地喊着：“杀鬼子喔！杀鬼子喔！”助长了我们不少勇气，也平添几分紧张气氛。每当枪战格斗结束，街头巷尾的孩子一个个都跑出来数死人，丝毫不知“死”为何物。直到有一晚，我为了躲避日军的杀戮，情急生智，赶紧躺在尸堆里屏息装死，这才深深感受到：生死原来只在呼吸之间啊！
次年，我在栖霞山出家。参学期间，饱受病苦的磨难。记得在十五岁时，我乞授具足大戒，因为燃烧戒疤时，戒师吹气太猛，以致于头顶上的十二个香珠烧在一起，将整个头盖骨都烧凹了下去，疼痛倒不要紧，但脑神经已被烧死，我变得健忘而又笨拙，可是没有半点怨尤。后来，靠着每夜礼佛祈求，在观世音菩萨的加被下，我不但恢复了记忆，还比以前更加聪慧。一段意外的灾祸，没想到竟成了得福的因缘，我的信心道念也因而更加坚强。
十七岁时，我染患疟疾，乍冷乍热，极为难受。当时在丛林参学的人，都抱定把色身托付给护法龙天的决心，即使得了疾病，也从未听过有人请假休息。我拖着虚弱的病体随众作息，直至全身虚脱倒卧在床上。大约一个月后，家师志开上人遣人送来半碗咸菜，我捧着那碗咸菜，感动得涕泗纵横，感谢师父如此爱护弟子。于是，我立下誓愿：“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将全副身心奉献给佛教，以报答师恩。”未几，我的病就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
过了两年，我来到焦山佛学院读书，不知怎的，全身长满了烂疮，历经数月，都未见转机。平日灼痛难耐不说，时值溽暑，脓汁和着汗水紧黏着衣裳，每次脱衣换洗时，身上的一层皮也随着衣服一齐剥下，那种摧肝裂胆之痛才是苦不堪言。当时，物质贫困，三餐不饱，更遑论下山就医。或许是命不该绝吧，我又熬过了一关。
一九四九年，我安单在中坜某个寺院。有一回，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脚踏车，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径行驶，为了让路给迎面而来的两名学童，我一个闪身，不料却连人带车滚落到约有四丈高的山崖下。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头朝下、脚朝上，脚踏车则支离破碎成三十几块，散得一地都是。一阵天旋地转，金星乱冒，我合上双眼，自忖已经与世长辞了。
过了不知多久，我爬坐在地上，环顾四周的花草树石，想到阴间与阳间的一切居然完全相同，不禁怀疑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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