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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何三，他深知这些人想要得是什么，于是他就挨家挨户得收取一些保护费，然后把这笔钱拿给部队上得人，这样两方达成了一个暂时性和睦的状态。
不过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并且何三也不是一个没有野心得人，他这么做得原因，只是因为他想要让这些部队上得人拥护他做北海城得王。不过这个北海城得王又哪里是那么容易做得，任百城得尸骨未寒，而何三又把野心放的更大。
他独自一人拎着烧酒还有一些吃的去祭奠任百城父子，他冷笑一声道：“老爷，你是不知道现在北海城变化有多大，还好你被鳄鱼咬死了，你要是还活着啊，那肯定也不是北海得王了，搞不好你就是一个阶下囚。”
秋风萧瑟，北海城似乎在等待着历史车轮得洗礼，没有人知道究竟会怎么样。
在西北面，林七见到了那个光头大帅，他们依然还记得彼此，而光头大帅非要让林七在部队里面做一个营长，对于林七这种看淡了世俗这么多年得人，根本就对于这个不感兴趣，不过架不住光头一直都要硬给，并且派遣全部得部队，跟随着林七一起浩浩荡荡得开拔前往北海城。
山城”作为一种帝国边疆，与传统意义上和邻国接壤、由帝国新近开发拓殖的“边境地区”有一定的区别。它们在地理上不一定远离政治核心区，却因为交通条件的局限使得它们与世隔绝。在缺乏现代技术支持的情况下，传统帝国是如何实现对山城的有效控制的呢？物质资源匮乏、教化程度偏低的山城又是如何应对帝国权力的呢？山城研究的特殊性及其在全球史视野下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而“边缘”转而影响“中心”的研究角度，也是传统中国史研究没有充分挖掘的，由边地山城的建制、运作来讨论帝国中心的发展动态，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方志、谱牒等史料侧重反映基层社会史变迁，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则让研究者深入民间。
东川府位于北海城东北部，是彝族六祖分支的所在地。它长期不在直接统治范围内，明中后期仍由当地的禄氏土司进行管理。至雍正四年（1726）改土归流，它被归入云南省，帝国的力量才逐渐进入。乾隆三年（1738），清朝在此开采铜矿，考虑建城事宜。最先参与计划的官员崔乃镛认为，要在这个被认为是“东故夷獠窟”的地方建立新城，就要舍弃原本的土司驻地，另辟新址。由于滇东北时常面临沼泽扩张、洪水泛滥水的问题，新城被选址在了一个半坡上。根据崔乃镛的风水知识，城池要分成上下半城，所有比较重要的官方建筑都被规划在了山坡上，以彰显天朝权威，而民居、庙宇则应放在下半城。有趣的是，城池规划大功告成之后，崔乃镛就被遣调至他处了，继任的王至、饶梦铭两位官员完全没有落实前任的规划，而将官府、管理铜政的机构都设在了山下平地处，而将万寿宫、商业会馆等民间设施建在了来往不便的半山腰。这说明帝国在边陲城镇的地景设置上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天高皇帝远，东川又不同于京、杭这些有传统城建基础的古都，建立新城的风水讲究往往依从于官员个人的喜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在东川府的地景布置上，另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强烈的军政色彩和杂糅的民族分布。雍正八年（1730）崔乃镛平定当地土司叛乱，请示时任云南巡抚的鄂尔泰有关建城的风水知识，却得到了与当地风水师率先处理土地分配不均、缓和阶层冲突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命令：加固军事要塞，重视边城在平定叛乱时的应对能力。因此才建成了后来规模更小、布局更加紧凑的东川府城。在城内的田地分布上，多元民族互相交融、汉人彝人比邻而居的情况也很普遍，可见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并没有在南方边区有效开展，只要求这个“蛮夷之邦”能够维持铜矿运输和政治平稳就好。东川府有壮丽的红土风貌，由中国传统文人风景模式演变而来的“东川十景”，也几乎设立在铜运沿线。东川府在镇边、采矿上的单一城市定位，由它被纳入帝国统治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光头离开东川府得时候，留下了一小支部队继续掌控这里，而对于大部队得开拔则显得很在意，毕竟他认为北海城得地理位置要更加的重要，没有了主心骨得部队遇到他们肯定一触即溃，到时候顺理成章的拿下北海城，介时在整个东南地区都有一定得话语权了。这个算盘不可谓不划算，并且这个时候恰好是进入北海城得最佳时机，若是被他人抢先占领了，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就比较被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