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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开头也许有些唐突，但是事实正是如此——是什么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英雄？权谋？文明？是，也都不是。
这一切的背后，是所有人都想得到，却鲜有人能看清其真正力量的——金钱。
建帝站在皇座前，望着曾经自己用一腔热血写下的“勤政爱民”的匾额出神，他想这世上一定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到这四个字所带来的沉重了。
高挂的匾额之下，巨大的凤凰图腾在皇座的后方伸展着双翅，化作烈焰的羽毛仿佛要将世间的一切都燃烧殆尽，而建帝脚下的边棠，正是被这股焚身的炽热推向危机的边缘。
边棠，作为一个物产丰富、文明相对先进的国家，曾经是繁华一时的世界的中心。它的北方是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北辽，西边有多民族汇聚的西乌，和与西乌、边棠紧邻的西南沿海国家启枝。
虽然在更远的西方还有西方诸国的存在，但在落后闭塞的这个时代里，还不太为边棠人所了解，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单就西乌、启枝和北辽来说，这些国家都曾与繁盛的边棠保持着极大的通商贸易量，互相之间往来密切，在带给了边棠财富的同时，也将边棠的丝绸、茶叶和文明扩散到了未知的远方。
但是，如梦似幻的繁华却随着帝国财政暗影的扩大，终于还是不可避免的走到了崩溃的悬崖边上。
二十六年前，在一代昏君灵帝触发了“萧安之乱”后，北辽与西乌联合举兵来犯，险些攻入边棠都城中京。
灵帝之子建帝是一位英明的圣君，在灵帝和大臣们因畏敌而逃亡南方的国难之际，他以太子之位推翻了其父灵帝的昏庸统治，并以亲征之名召集了各地的藩镇将军火速驰援于中京，亲自在马上击退了兵临中京城下的西乌北辽联军。
但这些藩镇的援救是有代价的。外敌退去后，稳坐皇位的建帝被迫加强了藩镇的势力，并用已被外敌劫掠而所剩不多的金银大肆封赏了藩镇将士。
他明白，如此做法必定是为今后的边棠埋下了一颗苦涩的祸果，但为了拯救被侵略的危国，已别无他法。
尽管情势艰难，年轻气盛的建帝仍然许下誓言，尽其毕生之所能，还天下以太平，还朝局以清明，还百姓以富庶。
他专门打造了一方木匾，亲提“勤政爱民”挂于大殿皇座的上方，时刻提醒着自己父亲灵帝的罪过和皇位的责任。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切都曾被写在史书中。只是，边棠这颗祸果的膨胀，比建帝想象的还要迅猛。
建帝九年，国内藩镇拥兵自重，战乱的烽烟再次被燃起，可这祸端却再也不是外敌，而是他们自己，“七藩之乱”将边棠卷入了分裂的局面。
时年三十一岁的边关飞将黄义被任命为大将军，册封善安侯。凭借他极强的军事素质和英雄般的血性，一举平定了内乱。
但经历了艰难战斗早已疲乏不堪的军队，在没有足够钱粮支撑的情况下，再也无力赢得北辽趁乱夺走的边棠北境八座重镇的保卫战了。
边棠自此将北境割让给了北辽，这也成为了出身军人世家的大将军黄义毕生的耻辱。
建帝十一年，漫长混乱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建帝却再也找不回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
财政的危局比战争带来的硝烟更加富有毁灭性，尽管军事上的混乱得以平息，但因战争而荒废的田野、因混乱而产生的流民、因大规模军事行动而入不敷出的粮饷......
所有这一切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贫穷，将边棠推向了覆灭的边缘。
明明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明明成功抵御了外敌。此时的建帝，可能比谁都要困惑。
朝臣们纷纷上表，提议陛下采取边棠初期的“文景之治”与民生息的策略恢复民生。
但势况早已不同，十倍于当初的臃肿不堪的官僚体系，复杂的户籍、租税，为了战争的钱饷而采取的盐铁垄断“官山海”......此时的边棠，早已回不到建国之初那份简单纯粹的体系了。
财政问题正在一步步的拖垮这个残破不堪的王朝。
灾荒时，建帝以身作则绝不食肉；他的后宫仅有五人，包括皇后在内的每一位后妃、公主都参与织布生产，补贴宫用；宫里的衣服补了又补，连皇帝冕服的内里都打上了补丁。
他尽可能的减少着宫里的用度开支，连对群臣、后妃的赏赐都谨小慎微，精打细算。
他整日抱着户部呈上的各种账目，说来可笑，但他确实是这宫里出过的唯一一个成日里打着算盘的皇帝了。
在算盘的对面，他还要拼命地控制向着大将军日益倾斜的朝局。
终于，建帝十九年，因战后的重建和无法修复的财政危局而精疲力尽的建帝，在悔恨于自身的无力中抛下了他虚弱的肉体，向着夕阳落下的地方走去。
而他留给太子的边棠，虽在他的勤俭中稍得一时喘息之机，却并没有爬出涌向覆灭的苦海。
十四岁的新皇登基，年号“大御”。四十一岁的大将军黄义因此走上了个人权力的巅峰，成为了摄政大将军，而他所制定的第一道政策便是“禁通商令”。
军人铁血秉性使得他对邻国抱持着深深的厌恶，既然外族能借商道入侵边棠，不如果断切断与其他国家的一切商贸往来。
刚得喘息的经济，再也没有了活力。
大御七年二月朔日，半月一度的大朝堂议事上，摄政大将军黄义大发雷霆质问户部尚书刘温：“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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