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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的基本立场是独占朝廷中枢，通过强固的政治体系和对教育机构的统治，构筑中央集权体制。到了南宋时期，因为有秦桧之类偏向新学的当权者存在，所以该学术的再生产也成为可能。新学的脆弱性就在于如果下野，失去权力就不可能继续发展。
与此相对，作为新法党政权对抗势力诞生的道学，最初本来就是一种在野运动。虽然元祐更化时程颐作为皇帝的侍讲活跃了一段时间，靖康之变前后杨时在政界也有过很大的发言权，但是道学本来的活动地盘是在朝廷之外的。南宋道学兴隆的背景是获得了大范围士大夫阶层的支持。这种强固的体质，导致朱子学取得最后胜利。
道学获得地方士大夫青睐的理由就在于强调了三纲领八条目。
《礼记》中的《大学》篇到了宋代突然受到注目。《礼记》的《中庸》篇因为与人性说议论有关，从六朝时代开始就已经常常被单独论及。与此不同，《大学》篇及其主要论题三纲领八条目也许是正对宋代人胃口的学说，所以道学可以说是在《易》的形而上学和《中庸》的人性说，再加上《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的基础上构筑而成的。
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其中“亲民”的“亲”，从程颐到朱熹都认为是“新”的误字，所以应该解释成“新民”，八条目是三纲领的具体实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按顺序提示了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发挥承担社会秩序的责任的过程。
与大部分儒教文本本来的目的一样，《大学》篇想定的实践主体也是为政者。把范围再限定一其实就是君主。只有君主自己成为人格高尚的人，才能从周围的人开始顺次感化，才有可能成为君临天下的王。这八条，就是在战国末期希望出现人格高尚的王的风潮中形成的，其实是“做王的八条”。但是，道学把这些扩大解释为对一般士人的教导。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就是士大夫对此教导的亲身体现。道学把个人与生俱有的明德作为天理的同义词。道学认为确认这种善的特性及其至善性，为天下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是出自八条目后半的三条：齐家、治国、平天下)作贡献，是作为一个人的义务，也是最富有人性的人生。道学在这里开始了两面作战，既对佛教禅宗和对新学的挑战。因为禅宗逃避社会责任，而新学则忽略了自我修养。
对于八条目的关注，等于给地方的士人指出了人生的意义。士人的人生理想，当时是以优异成绩科举合格，然后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国家。用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话来说就是“居庙堂之高”。但是，现实问题是能做到这点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的士人奋斗一辈子连科举也合格不了。那么难道他们对社会就没有一点用处了吗？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他们的人生也未免过于悲哀。“处江湖之远”难道不能承担治国、平天下的一部分重任吗？八条目的最终目标虽然为治国、平天下，但它更重视到达目标的过程。它教育士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这里粉墨登场的，是男系血缘组织——“宗族”。
宗族是由宗法统治的家族集团。儒教经书说作为周代封建制度的基础，曾经存在精密的宗法体系。当时实际存在与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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