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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格利泽的计划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这种争议一直存在，但那是因为一切还都停留在理论上，但是在2052年的3月，包括探测器、太空电梯、太空船坞、飞船设计、船员选拔等一揽子计划的前期论证全部结束，登陆计划正式从纸面上提交，只要批准就可以全面启动。
这本应是个欢欣鼓舞的时刻，却因为公众对远太空探索计划表现出的巨大抵触情绪，而不得不再次深入研讨。
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危机还在继续中的大环境下，我国的制度虽然凸显出优越性，但是一个开放的环境和一个封闭的环境对经济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国内外局势仍然严峻，在这种情况下，花几千上万亿元去搞一个这代人看不见希望的远太空探索计划足以引发多大的社会舆论可想而知，尽管这个计划的好处不被大多数人所知，甚至不理解。
在利益面前，人类的短视暴露得淋漓尽致。
网上的论调其实不值得一驳，无非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至于人类的未来？开玩笑，他们才不会去管呢。
在这样的浪潮前，政治家们也不太好做出公正的评判，有人提议暂时搁置计划，先行观望，或者缩小计划的规模。
议案讨论小组正式会议第一天……
“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么多努力，现在就放弃，一切都会前功尽弃，人类有过这类的愚蠢行为，我们明明能在上世纪70年代登陆火星，就是因为所谓舆论放弃了，现在我们明明能够登陆到另一个星球，还要因为这种愚蠢的见解而放弃吗？”
在众多专家学者军政要员云集的大会议室内，何教授几乎在咆哮公堂了。
若说谁对登陆格利泽计划贡献最大，既不是第一任船长的我，也不是第一任政委的李泽浩。
这份殊荣绝对属于远太空探索理论先驱何宏教授！
“我们只是暂时搁置计划，等一切宣传手段铺开，民众理解之后再进行也不迟。”
有人提出了“延迟论”。
不论是搁置论还是延迟论，本质就是不同意启动这次计划，这一点上何教授已经做了充分的批判。
“这就好像麦哲伦向葡萄牙国王申请船只远航，要证明地球是圆的，这个时候国王说，去他的地球吧，是不是圆的和我有什么关系？”何教授的比喻太恰当了，令在场的政治家们难以反驳，但是想让他们通过议案并非易事。
事后进行过多场讨论，为了让政治家们充分明白远太空探索的意义及可行性，很多相关人员都被请到了现场，其中就包括我和李泽浩，我们都是计划参与者，配合做过多次模拟试验，并且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宇航员，尤其是在我登上太空电梯，成为第一个人类历史上从电梯升往太空的宇航员之后，我们的说话分量会更重一些。
舒政委也在，他劝我们稍安勿燥，大人物多的场合尽量少说话，谁也不知道风向会向哪边偏。
现在的人实在很多，时而会场一片嗡嗡声，时而又安静得连落一根针也听得见，可见对批准这个计划，国家的态度是慎之又慎，而外面就守候着大批媒体人。
诚如政委所说，媒体的风向说变就变，我已经通过互联网看到两三次论调的转换了，但现在还都是小风，一个处理不好就会出现暴风。
“我们现在能做到，为什么不做呢？”何教授几乎在苦苦哀求，他后半生的赤诚都抛洒在这个计划上了，虽然他的年龄明显不适合登船同行，而且那艘船还停留在想象中。
“可是那种没有边际的探索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开发月球？好好开发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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