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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甘彩霞让人痛恨,有时又让人可怜。她的女儿放学后,见没人接她,一个人在学校门口哭。她女儿的班主任问清情况后,就把她女儿带回了承租屋。”王主任说。
“班主任很尽职,见不到家长,不放心,就把她女儿带到城关镇派出所,请城关镇派出所通知峡光乡派出所,让峡光乡派出所想法通知甘彩霞的父母,赶快来人照顾孙女。”王主任说。
“甘彩霞的父母接到通知后,知道甘彩霞没回,肯定是到外地上访了。就双双不慌不忙来到城关镇派出所,把甘彩霞的女儿接回了承租屋,一直照顾了八天,直到甘彩霞回来。”王主任说。
“那下一步,甘彩霞怎么办?”我问。
“生活还得继续啊,继续还得继续要钱啊。甘彩霞眼看自己手中的钱越来越少,就又上访。公安局她是不敢去了,她去了县民政局,一把鼻涕一把泪叫苦叫穷,请求困难补助。县民政局对她很头疼,不给钱甘彩霞又不走,无奈之下,给了她1000元,打发她走了。”
“甘彩霞再往哪里走?”我问。
“甘彩霞自己在不断地总结上访的经验教训,她把自己的父母请来照顾自己的孩子,先到了市信访局,轻车熟路,要市信访局给市民政局开一个单子,写上请书面回复的字样。甘彩霞就拿着单子找到市民政局,要求市民政局给予生活困难补助。”王主任说。
“市民政局知道她的德性,也采取了轮班制,每天两班倒,不断换人陪她聊。甘彩霞耗了几天后,发觉这样不行,就要市民政局书面回复市信访局。市民政局的接待人员马上写了一个回复,回复的最后意见是建议向基层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基层民政部门酌情考虑。”王主任说。
“回复意见封好后,交给了甘彩霞,要甘彩霞转交给市信访局。甘彩霞老老实实地把书面回复送到了市信访局,市信访局看了回复意见后,请甘彩霞回去,找县民政局解决。”
“甘彩霞怎么办?”我问。
“甘彩霞坐火车到了北京,又坐地铁到了天安门广场,然后向新华门走去,还没到新华门,几个便衣就过来问她干什么?甘彩霞举着身份证说,上访。便衣马上呼来了一辆车,把甘彩霞弄上车,送到一个很大的院子里。”王主任说。
“在那个院子里,有很多全国各地的上访者,他们排队等着申诉上访理由。上访者边排队边聊,交流着上访的经历和经验。”王主任说。
“轮到甘彩霞了,她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了,接待的工作人员让她别哭,马上把她交到了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国家信访局的人员没有耽误甘彩霞一分钟,也没要甘彩霞继续等候,等到一个省的上访人员集中后,再统一办理。而是特事特办,马上给省驻京办打电话,让驻京办来人,并妥善解决甘彩霞的生活困难问题。”王主任说。
“省驻京办来人了吗?”我问。
“省驻京办马上来人了,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人夹着甘彩霞的一只胳膊,把甘彩霞扔进车里,带到了省驻京办,然后问都没问,很不耐烦地通知市驻京办来人,把甘彩霞弄回去。”
“市驻京办来人了?”
“当然,市驻京办很快来了人,办完了人员交接手续后,一声不吭把甘彩霞带到了市驻京办,问都没问甘彩霞,就通知月光县信访局来北京领人。”王主任说。
“县信访局怎么办?”我问。
“县信访局跟领导汇报后,确定信访局一名副局长带队,民政局,峡光乡各派一人到北京领人。民政局同意派人,但峡光乡坚决不同意派人,还‘幸灾乐祸’地说,甘彩霞已经搬走了,以后甘彩霞所有的事情都与峡光乡无关了,峡光乡也不会再派人了。”王主任说。
“信访局就请示领导,领导就让城关镇派人。城关镇深知,这人一派,以后甘彩霞的事,就落到自己头上,摔都摔不掉了,就坚决不同意派人。说人是峡光乡的,应该由峡光乡派人。”王主任说。
“信访局没办法,又请示领导。领导问,按照规矩,到底应该由谁派人?信访局说,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按照目前的现状,城关镇派人恰当些。领导就给城关镇负责人打电话,说不派人就换人。城关镇无奈,只好派人了。”
“这么说,甘彩霞的事,就框到城关镇头上了,以后想摔也摔不掉了?”
“是的。”
“那月光县派人到北京把甘彩霞领回来了吗?”
“领回来了。”
“什么条件呢?”我问。
“两条,第一,报销甘彩霞往返北京的交通费。第二,一次性给7000元的生活困难补助费。如果这两条不答应,甘彩霞就天天到天安门广场去哭。带队的信访局副局长请示来请示去,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后,就把甘彩霞领回来了。”王主任说。
“怎么甘彩霞要的是7000元呢?”我问、
“我分析了一下,甘彩霞心里也有个小九九。她可能确定了10000元的目标,先找峡光乡要了2000元,后来又找县民政局要了1000元,这次要7000元,正好是10000元。”王主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