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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就是。”
夫妻俩有点无奈地看着这个鬼精灵。
郭知言说道：“姓黎的下来其实也是偷偷摸摸的，连正式的公都不敢带，他是怕过早地亮出了底牌。他担心万一将来右派上台了，他这么做会得不到好下场。今天这么搞偷袭，就是吃定印刷厂不敢对他怎么样，一定会让他这个所谓的地委调查组进去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问题，他们就打道回府，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旦检查出什么问题，他就可以借题发挥了。不过，他们再奸猾也没有我们这个小奸猾厉害，呵呵，一个电话就让他们吓得屁滚尿流。小子，你那招移花接木的办法太阴了。”
郭拙诚朝父亲翻了一道白眼，说道：“爸，你做父亲的有这么说自己的儿子的吗？在你眼里，你儿子就这么不堪？”
田小燕笑容满面地说道：“小子，你爸是在夸你呢。……，不是你们说，我还真不知道韩豹是什么人。那家伙合该倒霉。有人在汽车站看见那个骂韩司令的吴昊被人揪住衣服押送回去的呢。”
郭拙诚说道：“这些人太没担当了。出了一点事就把自己的下属抛出去，将来谁会为他赴汤蹈火？将来谁敢为他冲锋陷阵？”
郭拙诚这话是有感而发，自然又有提点父亲的意思。
郭知言当着没听见儿子的提醒，他说道：“到书房来一下。”心里在“骂”：这小兔崽子总忘不了教训他爹，哼！老子就是不搭你的腔，看你得瑟。
田小燕扪着嘴窃笑，只有郭香莲却晕头晕脑的，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哥怎么可能利用省里的领导，那可是大官啊。”
郭知言从公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儿子，说道：“你看看。”
郭拙诚从里面掏出三页纸，认真地看了起来。
开始的时候，郭拙诚并没有太在意，因为这是一封调子起得很高的告状信，状告一大队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央“农业（学大）寨”的基本路线，强烈要求上级组织将这种（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绝不能让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绝不能让农民吃第二（遍）苦。
正因为里面的话杀气腾腾，郭拙诚天然有一种反感，前面的话几乎是一目十行地掠过。但看了一会，他的心竟然激动起来：“什么？现在竟然有大队干部敢提出给农民分自留地？竟敢提倡农民搞家庭副业，而且这种胆子大的人就在水甸县辖区内？”
在一般人的心目，土地承包责任制什么的都是在十一届三全会之后才出现的，大家都把十一届三全会看成是农村改革的分水岭，将1978年12月之前的日子全部称之为大集体，将之后的日子称之为改革开放。
这种理解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改革开放是十一届三全会给了改革开放以明确的支持。说不对是因为在十一届三全会之前，各种各样的改革已经开始出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大家的思想不再如原来那么死板，很多人都在尝试改变现状的办法，更多的人在观望。否则，右派的事情也不会让郭知言、郭拙诚有空子可钻。
如果还是1976年以前的那种政治氛围，郭知言、郭拙诚现在这种庇护右派的行为就是自寻死路。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死路，甚至很可能是生命上的死路。
郭拙诚前世牺牲前就是高级干部，对党史自然不陌生，对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来龙去脉都清楚，只是他清楚的是全国的大致情况，没有想到事情就出现在水甸县里，这么快就出现在自己面前。
很多人都记得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有二十位农民写下了一份契约，按下了十七个鲜红的手指印，盖下了三个私章。契约的主要内容就是八个字：分田到户，不顾生死。
这件事之所以出名，除了媒体的宣传，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人走得彻底、走得绝然。至于其他地方的各种尝试就没有这种幸运让全国人民知道了。
郭拙诚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紧急思考着如何利用这件事情：按照原有历史，到今年11月底，川昌省将出台《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答复》的件，件允许并鼓励农民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并特别肯定了不少地方已经实行了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
这就意味着父亲想捞一份政绩的话，必须在这个件出台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被告状的人这一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