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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排演出一幕超级大剧来做为这一赫赫武功的光辉结局——将宁王朱震濠释放，然后亲自再次将他擒获，在南京堂而皇之地行礼受贺。这自然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任性之举。不过，文官集团能把想下江南的皇帝逼成这个样子，而想下江南的皇帝在高压面前还能想出如此高招，两者都算千古难遇的狠角色了。不知九泉之下，正德遇见六下江南、潇洒自在、大小臣子还争相随行趋之若骛唯恐不及的乾隆皇帝，不知又将做何感想？
说到这里，我不禁觉得，正德与乾隆这两位同属朝代中期守成之君的比较，也是蛮有趣味的。其实这样的比较也已经有不少人做过了，概括一下，有意思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国家安定程度和民生
正德：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中等规模农民起义，迅速被讨平。
乾隆：爆发蔓延九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年间才平定。
二、武功：
正德：亲征达延汗获胜，安化王、宁王两个叛乱宗室均被派出的能臣秒杀。
乾隆：无亲征记录，所谓“十全武功”，除了平定准部、回部可圈可点外，其他都拿不出手，更何况还有对准部恼羞成怒的灭族政策。
三、国势发展
正德：稳中有升，明中后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应忽视的高峰。
乾隆：趋向没落，晚期已是积重难返。
四、MM/娱乐
两人均十分嗜好，不分伯仲，均留下大量优美典故。
五、宠佞
正德：前为刘瑾，五年手诛，后为江彬，实际危害微弱。
乾隆：和砷，把持朝政几二十年，天下岁入半入其手，仗势横行直到乾隆驾崩。
六、奇怪嗜好
正德：给自己封官，有被迫无奈的因素。
乾隆：在各旅游景点乱题低劣诗作，在尺余古画上盖八尺御章，惜乎古代无城管与文物保护部门。
七、下江南
正德：一次，遮遮掩掩，群臣同仇敌忾，口诛笔伐。
乾隆：六次，大摇大摆挥霍无度，群臣歌功颂德，趋之若骛。
八、性格
正德：平易近人，浪漫有情，以《戏说乾路为代表的乾隆电视剧，更多地应
该是正德的影子，应该让人想起秋官。
乾隆：《书剑恩仇录》里的形象，咋咋呼呼的张铁林，拿捏作势，烦。
……
当然，这样的比较很难做到所谓的科学客观公允，而具体的评述难免又会扯回明清比较这个月经话题上来。正德骑马射箭，在汉人眼中都是极大的罪过，而后来的满清，王子不懂骑射简直不可想象.不过，我觉得上述种种至少足够反映出一个问题，这也是所有作过这一比较的人最后必然想到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两个人，凭什么一个成了盛世明君，另一个却成了无道昏君——难道这也搞照顾少数民族么？
其实，除了上面常常被提到的几点之外，在比较正德和乾隆的时候，还有一个方面是绝对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文化氛围。所谓大清盛世，从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三年，大兴**达五十三起，遍及全国各地，天下士子人人自危，可谓将康熙、雍正的光荣传统发扬的淋漓尽致；更不用说以修撰《四库全书》为名义的、人类发展史上迄当时为止最为波澜壮阔的打击非法出版物行动了。反观正德时代，昏君之治下，却是一派宽容平和百家争艳的景象，也许是道学先生们的火力已经集中招呼到皇帝身上去了的缘故——这也正是江南文化臻于极盛、四大才子粉墨登场的年代。只是，不知道唐伯虎在苏州城外悠然吟诵桃花曲的时候，他是否能够感应，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个可能浪漫情怀并不逊色于他的年轻人，正在郁闷地遥望江南呢。
即便按照最为严厉的正史标准，客观上看，正德皇帝的形象，也并非文官手中笔杆所描述的整体印象那般不堪。即便在亲征蒙古达延汗，离开京城的那四个月里，他也不忘记明令北京官员们把应该递交的公文交给专使，由专使送到行营由自己随时处理。虽然此刻正是杨廷和内阁精干高效运转的时代，正德皇帝的主要行政权力，可能仅仅只余下对于内阁已经票拟的旨意加以确认的“朱批权”，而且朱批发布的旨意也随时存在被臣下驳回的可能；但这位贪玩好动的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却十分积极，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作为庞大国家机器内部一颗螺丝钉的命运——尽管这是比较大只、也比较亮的一颗。
至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总体评价究竟应当如何做，有段话说的甚好，请恕我基本照抄一遍：
明武宗一生，贪杯、尚兵、潇洒，所行之事多浪漫不经，为后人所误解；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定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蒙古小王子（即达延汗），精通佛学，会梵文，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一个不同的明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明武宗。
上面一段话，结尾确是妙笔，不过，就我个人来说，透过层层迷雾包裹的历史，看清一个完整的正德，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云山雾罩间偶尔露出的半缕真容，就足以拨动观者的心弦，哪怕那只是一件入不得本纪的小事。
有一次，紫禁城里呆腻味的正德，溜到某个大臣家去蹭饭，大臣惶恐之际一阵慌乱，竟忘记在他面前放上一双筷子……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大不敬之罪，发现问题时所有人都吓得要死，正德却浑如没看见一般。
另有一次，正德皇帝的奶奶挂了，群臣按照礼制露天祭拜。那一天正好下了大雨，正德看见大家跪在水中，大概是担心他们得关节炎的缘故，一时于心不忍，便说，罢了罢了，反正是我自己的奶奶，你们都起来回家就OK了。满怀哀思一心助皇上悲的大小臣工，却无人领情。事后，状元舒芬领衔上书，直接攻击正德此举不孝。对于这件事，我们在读出正德的人情味之外，也足以推断出当时正德对这帮道学先生的厌恶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出历史。
得罪了笔杆子集团的正德皇帝，注定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光辉形象了。值得一题的是，在文官集团的口诛笔伐之外，民间社会对正德皇帝的态度反而宽容许多。除了各地散落的传说故事之外，描述正德调戏民女李凤姐这一封建统治者滔天罪行的传统剧目《游龙戏凤》，在遭到正统意识形态的窜改与曲解之前，本是一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而现代就更是这样了，既有《天下无双》这样的无厘头电影，也有间或出现的戏说电视剧——大概正德皇帝浪漫而有情的个性，本身就蕴含着与现代社会审美观接轨的丰富潜能。有趣的是，一向被诟病为对于传播错误历史知识居功至伟的戏说类影视剧，这一次却出现了比正统历史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可能性。
不可忽略的历史情节，还包括他同样极富戏剧性的驾崩。在今天江苏淮阴附近的清江浦，正德皇帝看到江上捕鱼人的动作十分飘逸灵动，便有了模仿秀的念头。于是他换上渔业生产用服装，驱舟撒网，本来玩得十分HAPPY，竟一不小心落入水中；虽被救起却已落下病根，不久之后便驾鹤西去。一生不甘于受制于礼法的正德，终于以一种极度不合礼法的方式死去，恍如最后一个天马行空的创意。大概也只有这一次的越礼，正德不用再烦恼于耳畔挥之难去的嗡嗡声。
帝王要死，本来选择余地是十分宽泛的，或病笃于龙床，或中毒于深宫，或被箭于阵中，或自缢于白绫，或自然或恐怖，或壮烈或凄惨；可没有一种比扮渔民落水而死，更不相称于帝王身份的死法了。仔细想一想，这当然是一次非正常的事故性死亡，可这不也正是对一个渔民、一个普通人来讲，十分普通的结局吗？事实上，对生于帝王家的孩子而言，种种令宫中府中匪夷所思的创意，所为的，无非是和普通人一样罢了。
对于正德皇帝，这个天性浪漫而有情的年轻人，我深深地报以同情。这不同于《明史·武宗本纪》末尾处“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式的惋惜，那是一种已经在泱泱大国衣冠典籍中修炼到了极致的假大空。
这种同情，甚至不同与包括我在内许多人的，读史掩卷之时对绝代词人李后主、天才画家宋徽宗、资深工程师元顺帝、高明木匠明熹宗这一类帝王的同情；虽然正德皇帝与他们一样，同样当得起一句错入帝王家的感叹。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历史上毕竟还是留下了自己的作品或者相关的记录，足以供后来者扼腕叹息；正德则不同。如果不做皇帝，我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或是该做什么；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不仅浪漫有情，而且聪明任性，正如你我。
除了曹操等极少数奇人之外，专业词人、画家、工程师、木匠的理想，是很难与一个好皇帝的职责兼容的，但它们至少可以成为一个不那么高明皇帝的业余爱好。可一个普通人的想法、意趣和行事方式，可能和皇帝的角色有哪怕丝毫的通融余地吗？这至少是非常艰难的，这也正是我把更多同情留给正德皇帝的原因。值得感叹的是，在如此命运面前，正德皇帝却以他与生俱来的浪漫天分，帮我们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受到了与悲剧气氛深刻的李煜传赵佶传等等所不同的，一丝可掬可捧的喜剧气质。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帝王将相、忠臣烈女、奸佞小人、草莽豪侠，可这形形色色的人等，大多却或主动或被动地套上了面具，描上了脸谱。一幕幕活剧虽然精彩纷呈，却难免让我觉得遥远而虚空。反而是虽然也被套上面具、但常常会自己设法扔掉的正德皇帝，在永恒流淌的历史长河中，露出了一张清晰而可亲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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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但是他一辈子都这样以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生活着。他的一生都在谋求抗争，可惜的是虽然他拥有天下最高的皇权，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生命的轨迹。他的故事，是由好多喜剧组成的一个大悲剧，不论是对他，还是对这个庞大的帝国。
他的庙号为武宗，这很符合他，因为他很好武，他是真正从内心底把自己看做武人的，虽然这个身份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卑微的。他的年号叫正德，这更像是讽刺他，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他全身上下似乎找不出一点能看到的“正”的德行。
他常常被人冠以“荒唐”，“病态”这些贬义的词眼，但是他的性格却最像我们现实中的普通人，一个调皮的孩子，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青年人，一个对身边人无比随和的公子，一个对繁文缛节不以为意的客人，一个会体谅下属在雨水中跪地辛苦的上司，一个不忘在祈福时候加上爱妻名字的丈夫，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有着极大兴趣的聪明学生，一个可以和你挤坐一辆破车的朋友。然而悲剧正是在于，这上面的诸多身份里，唯一没有他最正式的身份，一个皇帝，并且应该是恪守传统道德的皇帝。
明代的大臣们一直把皇帝作为一个神话的偶像来塑造，他们要给万民描绘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可以无限时间工作，没有个人感情，没有脾气，可以英明的分辨出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可以从诸多的奏折里聪慧的挑选最正确的那一个的皇帝，当然，这种人根本不存在，明朝的皇帝里最接近这个标准的只有孝宗皇帝，有趣的是，最远离这个标准的正是孝宗皇帝的儿子，这个最类似常人的朱厚照。
他用自己超乎一般人的勇气在执着的与他的臣子进行对抗，并想尽一切办法来戏弄这些看似外表端正正经的道学家。他不想再像他的父亲一样，郁闷的活一生，他要活的快乐，要活的精彩，实际上他几乎做到了，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很多年的骂名，但是性格如朱厚照这样的人，也许根本就不在乎你对他说什么。昏君也好，明君也好，于他的生活根本无关，甚至在他的心目中，说他的是明君反而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他的所谓罪名，在一个农耕已进入僵化状态的大帝国是不可想象的疯狂，或许，如果他是一位可汗，评论会有所不同吧.
那是一个精彩的时代，从最高的皇帝，到读书的士人，都呈现出一种叛逆传统道德的倾向，“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句诗既可以形容唐寅，也可以形容朱厚照，以及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们，而王守仁心学的创立，更是在守护传统的大明王朝的夜空里燃起的一朵绚丽的烟花，从此开始，一个国家伟大的转型时代开始了。
当然，朱厚照根本不会关心这些的，在他临死前，我想他思考的问题应该是：下辈子，我还能做普通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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