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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钱教授说，“不过与日本人不同的是，美国人会煞有介事的组织审判，甚至用飞机把证人空运到青岛去作证，但这些流程又有什么用呢，最终凶手还不是无罪释放，逍遥法外。”
潘家宁挥舞着小拳头说：“曹先生的牺牲，就是为了臧大咬子这样的劳苦大众永远不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外国士兵欺负。”
钱教授点燃烟斗，说起另一桩不相干的事：“二战结束，根据《雅尔塔协定》，苏军进驻旅顺，大连地区，十二万苏联大军，坦克飞机战舰，一直到1955年才撤走，其实苏军驻扎在旅大，对我国的国防是起积极作用的，但为什么我们还要把他们请回去，是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外国军队驻扎在我们国家这件事实在是太膈应了，任谁的军队都不行，哪怕是老大哥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1958年也把志愿军从朝鲜撤回来了。”
曹先生和藏大咬子的插曲增加了历史研究的凝重气氛，三人再度将精力放在追查杨蔻蔻背景身份上来，做研究就像查案，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及其敏锐的嗅觉，这就显示出钱教授做为历史学家的专业性了，他针对性的从婚礼前后几天工部局警务处记录的案件入手，第六感告诉他，看起来普通的案件或许是隐藏着大秘密。
1941年底，上海谍报战已经进入尾声，不再像前两年那般腥风血雨，每天见报的暗杀绑架案子上百起，这一起案件没有刊登在申报上，只在工部局警务处的档案上有记录，案件发生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大西路上，看似一起交通意外，死者是在沪经商的慈溪人，名叫束绍山，束姓是个古老稀有的姓氏，比较少见，所以特别容易记住。
“杨丽君的母亲杨束氏，娘家姓束。”钱教授说，“这个人就是来送亲的娘舅，他既认识杨丽君，也认识假杨丽君，也就是杨蔻蔻，他是阴谋的制定者，秘密的源头，可惜他死了，真相也随之掩埋了，二战时期上海是东方谍报之都，双面间谍，三面间谍层出不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是这个阵营，明天是那个阵营，真真假假，扑朔迷离。”
赵殿元追问：“查不下去了么？”
钱教授说：“别说是时隔八十年后的我们，就是放在当年，76号把他抓回去严刑拷打，也未必能得到想要的，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问题都能得到答案的，这并不是说说我们止步于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做历史研究要沉得下心，沉得住气。”
……
下午赵殿元和潘家宁买了一束鲜花准备去探望已经九十多岁的小红，路上和吴涛会合，先去了社区，听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
社区阿姨说，这家人满困难的，属于贫困户，帮扶对象，你们进他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三个年轻人自以为见多识广，不会被现场的情况惊到，但真到了地方还是吃了一惊，长乐里二十九号的二楼大卧室本来是整栋房子最好的一间，钢窗蜡地，窗明几净，花瓶里鲜花不断，餐桌下铺着小块的地毯，墙上挂着西洋画，橱上摆着留声机，还有一个铸铁栏杆的小阳台。
现在的二楼大卧室，一开门就是扑鼻而来的臭气，杂物堆积如山以至于挡住了窗户，连阳光都照不进来，社区阿姨试图打开窗户，但是翻越不过硬纸壳、破家具堆积的障碍，只能敞着门散散味道，屋里几乎没有落脚之处，饭桌上摆着电磁炉，锅里是吃剩的菜饭，角落里的液晶电视机也是十几年前的老款。
年迈的小红侧卧在床上，瘦骨嶙峋，白发苍苍，神志已经不太清醒，身下垫着塑料布，床下痰盂里尽是排泄物，社区阿姨热说，老太太九十高龄了，瘫痪了十几年，只有一个孙子和她一道住。
潘家宁问孙子在哪呢？社区阿姨指了指床铺上面搭出来的一个空间，就像是一个超大型的上铺，布帘子紧紧拉着，隐约传出电子合成音乐，社区阿姨丝毫也不顾及帘子后面的人，大声说道：“四十多岁的人了，街道安排的工作嘛不去做，整天就晓得玩手机，打游戏，造孽哦。”
布帘子扯开，露出一个光膀子中年男人的脑袋来，戴着耳机，胡子拉碴，目光呆滞，看了一下陌生人们，刷的一下又把帘子拉上了。
“他有病吧？”潘家宁小声问。
“四肢健全，没生毛病，要说有病那就是懒病。”社区阿姨说，“在上海还怕寻不到工作么，就是懒，宅男，啃老。”
赵殿元没理会，俯身对老人说：“小红，小红，侬还记得我伐？”
老人睁开眼睛，看了看赵殿元，以细微的声音说道：“侬是阁楼小赵。”
赵殿元一惊，看似糊涂的小红竟然一眼就认出自己来了，不过转念一想，或许是个误会吧，八十年前自己是阁楼小赵，现在还是阁楼小赵，此小赵非彼小赵。
“阁楼小姑娘，救出来么？”小红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