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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法率先在三川、南阳两郡推行开来,因为御史大夫范睢强硬的态度,因为韩王然任命的郡县得力长官,恢复井田制废除奴隶制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落实。
两郡之前属于秦国,都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奴隶制原本就残存不多,再经过范睢这么一实施新法,奴隶制完全是烟消云散了。为了防备秦国**,韩国在这两郡都囤积了重兵,还未流干的鲜血也依然昭示着韩国的强势。按照这样的道理来说,新田法的另外一项内容---恢复井田制应该也很顺利。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秦国在两郡施行的是废除井田制,即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这样的做法迎合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权势。南阳的情况还不典型,毕竟秦国占领南阳不到十年的光景,秦法的影响力还没有那么深远。范睢在南阳施行恢复井田制的作法,虽然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有兵权在手,力量弱小的地主阶级还是识趣地予以配合。
但三川的情况却远远复杂地多,因为六月的抗震救灾一事,三川的庶民对新法充满了希冀和渴望。然而秦国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已经培养起了一大批新兴的地主阶级,他们豢养私兵,可与地方政斧对抗。在他们看来,法不责众,如果他们在新法面前妥协退让了,那他们一下子就恢复成一个稍微富裕一点的商人,而不再是地方上的豪族。
为了阻止新法的实施,他们使出了诸多手段。相比之下,驱赶范睢派往县邑施行变法的官吏只不过是最温和的手段,谋杀、投毒、阻挠、离间、收买,凡是可以用的手段他们都用了出来。
信使往来于伊阙和新郑之间,御史大夫府上不断得到某某官吏因病身亡,某某官吏生病告老还乡,某某官吏离奇失踪的诡异案件。甚至,有些胆大妄为的地方豪族,公然反对新田法,并豢养恶奴,围攻县衙。
对于这样的事情,范睢的反应一如既往地坚决、果断。凡是反对新田法者,一律关押入牢,涉嫌谋杀威胁官员者,一律杀无赦。
从九月到十月,足足三百多名头颅滚落在浩浩的伊水岸边,这些反对变法的人士用生命证明了新法的威严不容侵犯,哪怕有些极端的分子举兵作乱攻城,也不过是多证明了一下韩国的尊严不容冒犯,他们的行为不过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而已。
三川郡事发后,颍川、上党一片哗然。有人斥责“张禄”的不仁不义,有人指摘韩王的**,尤恐韩国像秦国一样演变城虎狼之国。也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幸存的宗贵们意识到,自己这一方不再下决定的话,再顺从忍让新法的话,只能是完全失去最后一丝反抗的可能。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正韩辛提出清君侧的口号。
新郑,韩王宫。
韩王然望着派出去的间谍搜罗回来的各式各样的情报发呆。
楚国和齐国一战后元气大伤,目前仅有五万人驻扎在抗齐第一线。不过,如果你知道楚国举国之兵才二十多万的事实后,也就不会觉得讶然了。为了尽快地恢复实力,应对来自西方秦国、北方齐国的威胁,楚国继续玩抓野人的游戏。对于秦国主动放弃的鄢城,楚国在第一时间派兵前去接收了。不过可惜的是,白起临行前放过的一把大火,彻底将楚国人美好的心愿破灭了。楚国如今正忙着重修鄢城。
对于目前韩国所举行的变法,楚国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韩国强盛或者衰弱,都和自己无关。楚国最关心地是什么时候打败一次秦国,振奋下民心,以及什么时候能将齐国赶回去,收复淮泗流域。
魏国君臣则是一副谨慎的态度,秦国因为商鞅变法而兴盛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韩国这次照搬了商鞅变法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将其中的**比如说连坐、株连去掉了,给其披上了一层美丽的外衣---仁政、爱民。同时,将土地收为国有,打击新兴的地主阶级。
魏国不知道韩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秦国,也不知道韩王然会不会是下一个魏文侯,因此很是担忧。要知道,原本比自己弱小的邻居若是强大了总不是好事,这不仅仅代表话语权的丧失,更重要的结果是魏国分配到的蛋糕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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