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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尊严。
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金老师把我喊到办公室。我站在距离办公桌两米远的地方，她站起来，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让我站在她的身旁，她柔声细语地对我说：“你家住在37号楼吗？”“是的。”“就是学校后面的第二排房子？”“是的.“她喜形于色。“那是部局长大楼哎！”旁边的马老师说。“等会儿上广播操，你带我到你家去一下好吗？”金老师说。我不情愿地“嗯”了一声。她笑逐颜开。
我带她来到家里。
从父母的谈话中，知道她要结婚了，想住我们家的一个小房间。
也许是因为我拉着父亲的衣角，不停地拨浪着小脑袋，最疼爱我的父亲明白了我的意思后，做出了不同意的决定吧。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
她把我喊到办公室。我带着雪花站在她办公桌前。她拿着我崭新的本子，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今天的作业你写的全班最好。我以前没有注意你的字写得这么好！”我默默地接过了本子，转身走进了风雪之中。
昨天，“本子事件”在我心底埋下的是“羞辱”二字；今天，我把它化为了对家境不好的孩子的理解和爱；日积月累，我走进了他们的心里，知他们的冷，懂他们的心。
四年级的时候，换了班主任张桂兰老师。张老师在语文课上的朗读有声有色，在她的指导中，我永远记住了“咬字千斤重，闻者自动容”的朗读技巧。有一次她朗读课文，读到一个不幸的家庭悲惨的遭遇时，她流出了眼泪，声音也哽咽了，我也被深深地打动了。
据说，她住在和我们院子一墙之隔的和平新村，是个雍容端庄的军官太太。是她，让我从此对平民子弟有着一份特殊的厚爱，是她的滴滴泪珠如片片蝴蝶，飞进我的心灵的后花园，将善良的种子播撒，植入了我的心田。
“你不要去她家家访，当年她家是村里最大的地主。”年长的老师们都关心地对我说。
我终于叩响了她的家门。那扇门很沉，左右双开沉重的大门只开了一条缝，一个短发布衣，面容姣好的中年妇女带着疑惑的眼光打探着我。
“夏老师哎，美丽的姐姐！”她无比惊喜地说，“快进来，进来！”
跨过高高的门槛，我感觉到一双不大的非常柔软的手，把我一双更小的手包在手心里了。
“我是萍莲的妈妈，”她的脸微微泛红，顷刻又压低了嗓音，“萍莲经常提到你这个美丽的姐姐。”她的声音低得我几乎听不见。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本来幽暗的庭院就笼罩在薄雾冥冥之中了。
“夏老师！”薛萍莲雀跃着，喊声却仍抑郁着。一看见她，整个幽深阴暗的宅院一下子明亮起来了，我心中的阴霾瞬间荡涤殆尽。
离别的时候，我们都默默的，小径不长，绕过雕花玉石屏障，我和萍莲的母亲并肩走着，走得很慢，萍莲跟在后面，我们像在漫步。恍惚中，我似穿越了时空的隧道，走了整整一个世纪。出门时，我的手又一次被柔软且温暖的手包住。我回望，萍莲眼睛里充满着无限的留恋，整个庭院此时已被高照的艳阳洒满光辉，我想告诉她，校园里永远不会再有阶级斗争。
虽然我没有真正受过穷，但我懂得，这些身处困境的孩子，内心世界更丰富，更需要尊重。今天面对着这样一个和我当年一样手足无措、六神无主的女生，不一样的是因为有我，她不会再遭受到屈辱了；不一样的是自豪的我，已经是一位教师了！
瞬间，我为自己的自豪感震撼了，我顿悟到了“教师”二字的“重之若千钧”的份量。
夜，学生离去。孤灯之下，我在备课笔记本的扉页上，一笔一划写下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还在左下方画上了一朵菊芹草花。
当年是我的语文张老师，将文学的甘露浸润了我稚嫩的心灵，我爱上了朗读，喜欢在课堂上有声有色地读课文，一篇很长的课文我在班上用很短的时间就能一字不错的背出来。我迷上了小说，在小学报兴趣班时，我虽然爱好很多，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阅读班。第一周的阅读课，我走进课桌上堆满书籍的教室时，幸福得有点儿晕，激动得心都在颤抖。从此我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地看书。就在那时候，我读到了高尔基的《童年》，我为他慈祥乐观的奶奶的善良所打动；为他生活所迫.性情暴躁的外公恨痛交织；为长工小茨冈对高尔基舍命相救的深情厚谊而刻骨铭心。读到年轻的茨冈因劳累过度身亡的情节，情到深处，我趴在桌子上悄悄抽泣，不能自已。
蹉跎岁月数载后，作为知青，我被推选考大学的时候，我的一篇作文在全县得到了最高分。
现在我又当上了语文老师。
今天，我不再动摇；从此，我坚定了当老师的信念。
薛萍莲会成为怎样一个人呢？她考取了大学，成了一名学者。
校园是播种的地方，收获在远方。
1978年恢复高考，迎来了教育的春天。
1979年我拿着回宁的调令，沐浴在和平公园旁的彩虹似的樱花雨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
再见了，下庄中学的同学们；
再见了，菊芹草！我终于回家了！
我亲爱的父亲用他生命的最后，完成了对他心爱的女儿最后的等待。
1980年，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离开夏庄中学一个月后的星期天，我坐早晨的火车来到了下庄中学，看望我日夜思念的学生们。
又过了一个月，黄清荣等三位同学来南京与我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