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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玺本想大声喝斥,一看家祖跟章子俊面带微笑,就像是在看戏一样看着,不惊不慌地,也就琢磨起来,姚玺也不是笨人,就是在这些事上反应慢了点,要回过味来需要时间。
等白吃白拿的人走远,章子俊唱一声诺道:“还好啊,学生多备了一份,对着姚惟善道,太老伯也尝一尝,大家也都尝尝,此果名为蛋糕。”
老年人都喜欢这种松软的甜食,引得大家在亭中欢娱起来,一边姚玺又吩咐佣人小泥炉烧水泡茶,随即说了些各地风土风情,其乐融融,尽兴而归。
此时的朝廷内部已经风起云涌了,表面上风光平静,暗地里已到了关键时刻,在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个关键人物孙太后。
孙太后是何许人?虽然明朝后宫不得干政,可继承皇位怎么说也是“家事”,土木堡之变后,朱祁玉临危受命当了皇帝,也是孙太后下的懿旨,而等到朱祁镇回归,就被打入南宫软禁起来后,孙太后也没表现出什么,自己的儿子做不成皇帝,还有孙子朱见深的太子,最终皇位还是自家一脉,不想二年后朱祁玉下令废太子,把自己的儿子奉为太子,此举彻底激怒了英宗母子,也导致了更多的大臣同情英宗父子。偏偏朱祁钰的儿子又早死。朱祁钰自己年纪轻轻又得重病,岂非天意乎?今人不信天意,古人还是很信的。
天子病危,储君未立。这时候,一旦有立新君之功,必然得到新帝厚报,荣华富贵、加官进爵,不在话下。
早在当初拥立景泰帝时,景泰帝就出来言谢,于谦答:我是为万民计,不是为您私人。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景泰帝已经与于谦意见不一。
这个时候,谁又能保证:于谦不会再次“为万民计”,干出什么事情来了?于谦对景泰帝的私人影响力,大为削弱了。更严重的是:这几乎是于谦唯一的私人影响力,于谦这个人,无党无私。
石亨,原本犯了军纪要被处理,是于谦爱惜其才,替他求情,并让他总理十营兵的。
在北京保卫战中,石亨功劳不及于谦,却得以世袭侯爵。
石亨为报答于谦,举荐于谦的儿子。相互提携,这就算是交了朋友,结了党了。即便于谦不接受结党,人家推荐你儿子,于私也是“善意”,婉言谢绝就是了。可是,于谦不但表示自己的儿子无功不能任职,还斥责石亨,说他身为总兵官,不举荐隐士,提拔将士,却推荐我儿子,失职!石亨由此忌恨于谦。
景泰帝得以走上帝位,于谦起了大作用,景泰帝执政期间,对于谦也基本上言听计从,大力任用。可是,在景泰帝病重时,他却变了。后来,他听到政变的声响时,第一反应是:难道是于谦?看来,在景泰帝眼中,于谦已经由最信任的重臣,变成最防范的对象了。相反,他病重期间,曾找到石亨,言辞恳切,大有倚重之意,这并不奇怪。
夺门之变非常顺利轻松,没有丝毫反对和反抗。说明朱祁钰早已失去支持。至于于谦作为朝中重臣,没有阻止朱祁钰废太子,也是一大失误。
此时,京师正有一种流言,说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朱祁钰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是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鞁等武将身上。石亨说:“朱祁钰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太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朱祁镇身上,拥立朱祁镇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
当场,三人做了分工,宦官曹吉祥进宫去见孙太后,密告她复辟一事,借机取得了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鞁则一起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商议。许彬听说二人的来意后,当即以手加额,说:“这是不世之功!不过,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贞多计谋,你们可以去找他商议。”
石亨和张鞁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件事,须得赶快下手。”几个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为太子。众人推举商辂主草奏疏,疏成后已经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朱祁钰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政变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许多人的杀身之祸。倘若这复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明朝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正月十六晚,徐有贞换上朝服,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临行前对妻女交待说:“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是国家之福,办不成我徐家就是灭顶之灾。你们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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