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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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早就知道钱已寄出，但此刻这咚咚的脚步声，使我立刻明白：这笔钱已经寄到。戴克挥舞着手上的信封，冲进我的办公室。“钱来啦！钱来啦！我们发财啦！”

    他一下撕开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支票，轻轻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们用赞美的目光欣赏着它。斯泰发明保险公司寄来了2万5000美元！这一天是圣诞节。

    德里克-道根仍旧拄着拐杖，行动不便，我们便带着支票匆匆赶到他家。他在我们指明的地方签了名。我们按比例分了这笔钱。他得了美元，我们拿了8333。戴克本想要他支付复印、邮费、电话费这样一些零碎的开支，虽然多数律师在结案时都要这样从委托人身上榨取一点小油水，但我没有同意。

    我们向他道了再见，祝他早日康复，并且对这令人痛心的车祸整个处理过程，尽量装得有点儿沮丧和不快。但要完全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却很难。

    我们决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余的钱则放在事务所留作平时的开销，来来几个月我们的日子肯定不会有多大转机。我们用事务所的公款，在东孟菲斯一家豪华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事务所现在有一张金卡，这张信用卡是一家胆大妄为的银行发放的，我的律师身份显然给了他们深刻印象。以前申请破产时的种种问题，不请自来地在我脑海里盘旋，于是我和戴克拉手约定：不经两人一致同意，决不使用这张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买了一辆车。这当然不是一辆新车，但却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决之后我一直梦想<:"="_.的那种车。这是一辆1984型的沃尔沃名牌轿车，蓝色的车身，四速，装有超速档，才开了12万英里，车况极佳。3000美元买一辆沃尔沃，并不算贵。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银行家，他喜欢亲自伺候自己开的车。

    我本来曾想买辆新车，但因此要背一屁股债，这我可是想也不愿想。

    这是本律师用的第一辆汽车。那辆破丰田卖了300美元，我用这笔钱买了一部车用电话。鲁迪-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在本市过圣诞节。去年圣诞的记忆依然使我痛苦。我将独自一人度过假日，干脆离开孟菲斯，倒会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经提过一起过节的事，但他说得含含糊糊，没有详谈。我对他说，我或许要去看望母亲。

    母亲和汉克在不驾车外出旅游的时候，把那辆该死的温内贝戈旅行拖车停在托菜多他家小屋的后面。我还没有见过那座小屋，也没有见过那辆温内贝戈，而且也不想和汉克一起度过圣诞节。在感恩节后，母亲曾打来过一个电话，邀请我去和他们共度圣诞。可是她的口气又是那么不太肯定，我于是婉言谢绝，对她说我实在是太忙，无法分身。我将给她寄一张贺卡。

    我并不是不喜欢我的母亲。但我们已几乎不再来往。我们之间的裂痕是慢慢扩大的，而非起因于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辞忘记。

    据戴克介绍，司法系统于12月15日开始关闭，要等到过了新年才恢复办公。在这期间，法官们既不开庭审案，也不举行听证会。各家事务所和他们的律师都忙于举办和参加晚会，以及员工午餐会。这正是我离开本市的大好时机。

    我把布莱克档案和几件衣服，放进我那闪闪发亮的沃尔沃名牌小车的行李箱，起动引擎上了路。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慢车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开到了雪花飘舞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我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吃快餐，一路上有什么景色就看什么。一场冬天的暴风雪刚刚从北方大平原横扫过来。道路两侧雪堆陡峭，白雪皑皑的草原万籁俱寂，像是云层从天上落到人问。

    寂寞的道路，使我这孤独的过客，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

    我最后到达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时，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顿可口的热饭，然后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样从一家商店钻到另一家。圣诞期间一些正常的享受，我并不愿意放过。

    我脚踩积雪坐在公园里一条冰冷的长凳上，听着一支热情洋溢的合唱队大声演唱的圣诞颂歌。在这偌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州。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吃了晚饭在旅馆酒吧喝过几杯以后，我拨通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当他的终身法学教授。此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向他求教。他邀我来访。我把大部分有关的文件、诉状、书面咨询和证词，全部复印后寄给他。快寄邮包重达14磅，化了将近30美元。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来到了麦迪逊，从声音可以听出，马克斯对此真高兴。他是个犹太人，并不太在乎圣诞节，前几天他在电话上还说过，这是干工作的上佳时间。他给了我指示，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时，气温华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学院。大门洞开，但不见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办公室恭候，我们聊了一小时，聊他记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这自然并不包括州大法学院。他这里的办公室很像他在那里时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墙上贴着政治上有挑衅意味的海报和招贴。他的外表也还是老样子：蓬乱的头发，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脚上倒是穿着短袜，但这也只是因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奋，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小小的研究班专用的房问。他打开门。房间中央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给他的文件。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又从热水瓶中给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过6星期就要开庭。

    “对方提过调解结案的建议吗？”

    “提过几次。他们愿付17万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应。”

    “这很不寻常，但我并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揪住了他们的尾巴啦！他们要大暴露啦，鲁迪。保险公司的欺诈案，我见过何止成千上万，而这是最大的欺诈案之一。”

    “还有别的问题呢。”我于是讲了电话被窃听的事，并且把证明德拉蒙德偷听的情节告诉了他。

    “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说。“那是佛罗里达的一桩案子，只不过原告律师是在开庭审理以后才检查电话机的。他想做什么，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而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他们一定是很害怕。”我说。

    “他们不仅害怕，而且是吓坏了。不过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记住：他们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们县并不执行惩罚性损害赔偿。”

    “那你说怎么办？”

    “拿了钱然后走路。”

    “我不能这么干。我不想这么干。我的委托人不想这么干。”

    “好！现在是把那些人带进20世纪的时候啦。你的录音机在哪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房间里飞快地兜了一圈。墙上有块黑板，这位教授准备开始讲课。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录音机放在桌上，准备好笔和拍纸簿。

    马克斯讲了一小时，我飞快地做着笔记，并且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问题。他分析了我的证人，对方的证人，文书档案和几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他彻底研究过我寄给他的材料，对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对方谈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后再打出来，”教授说。“到最后才放那可怜的小伙子死前作证的录像带。我想他的模样一定很可怜。”

    “比可怜还要可怜。”

    “太棒啦，那将给陪审团留下极其有利的印象。如果一切顺利，审讯3天就可以万事大吉。”

    “那以后做什么呢？”

    “以后你就坐着，听他们对事情做出解释。”他突然刹车，伸手在桌子上拿了一件东西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这是大利公司的新保单，上个月发给我的一个学生的。是我出的钱，下个月我就要取消这份保险。我叫学生买来，只是想看看上面的文字说明。你猜猜看，他们把什么东西排除到保险范围之外了？而且用的还是黑体字。”

    “骨髓移植手术。”

    “包括骨髓在内的所有移植手术，统统给排除啦。你把这张保单保存好，开庭时拿出来。我想你该质问大利公司的总裁，为何在布莱克家提出诉讼仅仅几个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对保单做出这样的修改。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把骨髓移植明确排除在外？如果骨髓移植属于布莱克的保单承保范围，那他们为什么拒绝了支付手术费的要求？这可是确凿的好材料呀，鲁迪。开庭的时候，我也许还要来旁听呢。”

    “请你一定来。”在开庭的时候，除了戴克，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我将会更加定心。

    马克斯还就我对理赔文书的分析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不久就把头埋进材料堆中。我从汽车上卸下4只装满文书的纸箱，拖进这研究班专用的房问。到了中午，这房间看上去已经像个废纸堆。

    他有无穷的精力。在吃午饭时，他又就保险公司的簿记给我上了一课。由于保险业不受联邦反垄断法的约束，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会计方法。几乎没有哪个高明的注册会计师，能读懂保险公司的会计报表。而保险公司也不希望别人能读懂，因为他们不想让外界了解其内幕。但马克斯有几个内线。

    大利公司总资产在4亿至5亿美元之间，其中约有一半被打了埋伏，作为储备金和盈余。这一情况必须向陪审团讲明。

    我不敢强人所难，向他提出在圣诞这一天继续工作的要求，但他自己却是干劲冲天。他的夫人此时正在纽约娘家探亲。他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干，因而他真心实意地希望继续努力，把剩下的两箱文件折腾完。

    我记了3本笔记，录了一打录音带。等到圣诞这一天天黑以后，他终于讲完了他对一切的看法时，我已筋疲力尽。他帮我把纸箱重新装好，拖上汽车。又一场鹅毛大雪，正从天而降。

    我们在法学院大门口道别。我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他祝我交上好运，叫我保证开庭前每周至少给他打一次电话，开庭时每天打一次。他可能会来旁听审讯，这句话他又说了一遍。

    我站在雪中挥手向他告别。

    我一路漫游，3天后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腾伯格。一路上，尤其是在冰雪覆盖的中西部地区的北部，我那辆沃尔沃轿车表现非凡。我用车上的电话和戴克通过一次话。事务所平安无事，他说。没有人找过我。

    在过去的3年半中，我为了获得法律学位，整天埋头学习，一有空闲还得去尤吉酒家打工，很少有时间外出旅游。像目前这样省吃俭用的旅行，却是一次奢侈的假日享受。它使我头脑清醒，灵魂纯净；我可以暂时把法律事务抛在脑后，考虑别的事。我卸掉了一些沉重的包袱，莎拉-普兰克莫尔便是其中之一。忘记那往昔的怨恨吧，生命是如此短促，又何必蔑视那些不由自主地干了蠢事的人！劳埃德-别克和巴里-x．兰开斯特之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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