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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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心当一名律师，在我意识到我的老爸憎恨律师这一行当的时候，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十几岁的笨手笨脚的大孩子。笨拙使我困窘，生活使我沮丧，青春期的到来更使我感到恐惧，而且由于不听使唤，正要被老爸遣送到一个军事学校去。老爸是个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信奉孩子不打不成器那一套。而我又已练得伶牙俐齿，不守规矩，于是他想干脆把我发配掉。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原谅了他。

    我的老爸也是一位工业工程师，在一家公司每周工作70小时。那家公司生产许多产品，其中之一便是梯子。由于梯子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他的公司常常成为诉讼的目标。而又由于我老爸负责设计，他就成了在作证和审讯时为公司讲话的首选对象。我不能说我因为他憎恨律师而责怪他，但他们把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我却因此变得对他们十分赞赏。他往往在法庭上和他们争论8个小时，然后一跨进家门就猛灌马提尼酒。

    那家公司后来破产了，所有的非难当然都指向那些律师。至于管理不善是否也可能是破产的一个原因，我一次也没有听他提起过。

    烈酒成了他的生命。他变得意志消沉，在几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一份固定工作，而这实在使我恼火，因为我不得不靠在餐馆侍候人和外送比萨饼苦苦挣扎，才能读完大学。我想，在大学本科4年当中，我和他大概说过两次话。获悉已被法学院录取的那一天，我带着这个重大的新闻回到家。老妈后来告诉我，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星期。

    就在我这次凯旋两周之后的一天，他正在杂品储藏室里换灯泡，脚下的梯子突然倒塌（我发誓这是真的），他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他在一家私人疗养院里毫无知觉地躺了一年，直到有一天某个慈悲为怀的人让他断了气。

    举行葬礼后过了几天，我提出可以诉讼索赔，但老妈硬是不愿。而我也一直在怀疑，他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儿，恐怕还是半醉半醒的。再说他又无职业，分文不挣。根据我们的伤害索赔制度，他的生命并无什么经济价值。

    我的老妈获得了一笔总数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赔偿金，接着就令人不快地改了嫁。我的后父是个退休的邮局职员，生于托莱多，性格很单纯。他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快快乐乐地跳舞，或是开着一辆温尼巴哥到处旅游。我和他们关系很冷淡。老妈没有给过我一个子儿，说是她要靠这点钱过一辈子，而我已经证明即便身无分文也能活得很愉快，因此她觉得我并不需要瓜分她的钱。我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可以大把大把赚钱，而她却没有，她这样劝我说。我敢肯定汉克，也就是她那位新任丈夫，正在用财务方面的建议，把她的耳朵灌得满满的呢。将来某一天，我们的道路将会再次交叉的，我的路和汉克的路。

    5月份我将从法学院毕业，离现在还有一个月。接着还要参加7月份的律师资格考试。我不可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我在班上的排名属于好的一半。在法学院3年我所做的唯一一件聪明事，是早早修完了必修的和难的课程，所以这最后一个学期我才可以这样轻松。

    正是我选的老年法律这一门课程，使我来到这一座炎热潮湿、挤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长者（他们喜欢人家这样称呼）的金属房子里，此刻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面对着一张粗制滥造的折叠桌。在可以看到的唯一一扇门的上方，有几个手写的大字，给这个地方标上了“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这一堂而皇之的名称，但除了这个名称本身而外，这儿却没有一瓣鲜花一丝葱绿的痕迹。我在律师用的拍纸簿上随意涂抹，不敢正视坐在折叠椅上慢慢向前挪动的人群。

    这儿大约有50个老人，黑白各占一半地混在一起，平均年龄不低于75岁。有些人双目失明，一打以上坐着轮椅，许多人带着助听器。我们听说，他们每天中午在这儿聚会，吃一餐热饭，唱几支歌，偶尔还可以听听无望当选的政客声嘶力竭地发表竞选演说。在参加了几个小时的社交活动以后，他们各自打道回府，然后就掰着手指头计算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能再回到这里。据我们的教授说，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刚好在吃午饭的当儿到达，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错误。他们把我们4个和领队的斯穆特教授安排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就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一点一点地吃散发出化学药剂气味的鸡肉和冰冻豌豆。我的一份果冻是黄色的，这被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老笨蛋发现了，他肮脏的衬衫口袋上方挂着的胸牌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他的大名：博斯科。我见他叽里咕噜地说着黄果冻，就想把果冻献给他，外加我的那一份鸡。可是这却给包娣-伯德桑小姐瞧见了。她马上粗暴地把他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伯德桑小姐虽然年近八旬，可行动依然十分敏捷，在这个组织里担当着母亲、独裁者和保镖这种三合一的角色。她像一个老练的选区头儿一样摆弄着这批老人，一会儿和这个拥抱，一会儿拍拍那个的肩膀，走到这里和几个灰头发的女士闲聊几句，走到那里又发出刺耳的大笑，但她那双警惕的眼睛时时刻刻都盯着博斯科。毫无疑问，博斯科是这群人中的坏小子。她训了他一通，责怪他不该羡慕我的黄果冻，可是过了几秒钟，却又把满满一碗黄灿灿的果子冻放在他面前。他高兴得眼睛发亮，连忙用又短又粗的手指抓起来吃得精光。

    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些饥肠辘辘的老人吃这顿中饭时的模样，就像在无望再吃另一餐饭的情况下，吃着有7道菜的宴席。刀叉握在他们颤悠悠的手中，前后上下移动，进进出出，仿佛装满了贵重金属一样沉重。对他们说来，时间是绝对没有意义的。有时候谈话也会使他们激动，他们相互之间吵吵嚷嚷。他们把食物撒落在地板上。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但我还是吃完了我的那一份黄果冻。博斯科依然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包娣小姐像蝴蝶一样在室内飞来飞去，叽叽喳喳个不停。

    斯穆特教授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密密的头发，带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蝶式领结，外加红色的吊裤带，一个十足的迂夫子。他像一个刚刚美餐过一顿的人那样，由于撑饱了肚子而心满意足地坐在那儿，满怀深情地欣赏着我们面前的情景。他是一个好人，五十挂零了，但癖性却与博斯科和他的朋友们颇为相似，而且20年来，一直讲授着那几门别的教授不愿教、很少有学生愿意选的一成不变的课程。儿童权利，残疾人法，家庭暴力研究，精神病问题，当然还有古怪者头老太法（这是人们背着他给这门课起的名）。他一度曾想开设一门“未生胎儿法”，结果引起了一片争吵，只好急匆匆开始休假，溜之大吉。

    他在开宗明义的第一课上，向我们讲述了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使我们接触到有真正法律问题的真实的人。他认为，所有法学院的学生入学时都有一定的理想主义，都想服务于公众，但在充满血腥味的竞争中度过3年以后，我们关心的只是在一个合适的事务所里找一份合适的差事，然后在7年后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赚大钱。这一点他是说对了。

    这门课并非必修，开始时有11个学生。可是斯穆特讲课枯燥乏味，又无休无止地唠叨，劝告学生将来不要谋财，而应无偿地为他人效力，一个月以后，班上只剩下了4个人。这门课无足轻重，每周只有两小时，又几乎不需要化什么力气，我因此才选了它。不过，要是再拖上一个多月，我真怀疑能否坚持下去。因为此时此刻，我非常讨厌法学院，而且对未来从事法律业务又十分担心。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委托人，我感到惊恐不安。坐在那儿可能成为我的委托人的这一群，虽然年迈体衰，他们凝视着我的那种眼光，仿佛我有无比的智慧。毕竟，我就要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律师了；而且又着一身黑色套装，面前放着律师专用的拍纸簿——我在上面画了许多个方块许多个圆，面无表情，皱着智慧的双眉，由此观之，我是一定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和我一起坐在同一张折叠桌边的是布克-凯恩，一个黑人小伙子，我在法学院最要好的朋友。我们面前折好的名牌上用毡制粗头笔写着我们的大名：布克-凯恩和鲁迪-贝勒。鲁迪-贝勒就是鄙人。布克隔壁是一个讲台，包娣小姐正站在那儿发出尖厉刺耳的嗓音。讲台的另一边也有一张折叠桌，同样的名牌向人群宣告：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大驾光临。这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在过去3年当中一直在自己的名字上玩花样，以便显得出身高贵。在他的隔壁是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是个十足的荡妇。她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姑娘，穿着细条纹套服，打着丝领带，肩上有一块巨大的饰物。我们许多人都猜测，她可能也穿着男运动员用的下体弹力护身。

    斯穆特靠墙站在我们身后。包娣小姐正在对着话筒大声宣读医院报告和讣文。这套音响系统有4个大音箱挂在房间的4个角落，效果奇佳，她那尖厉刺耳的声音在室内震响，从四面八方射向人们的耳鼓。一声啪啪声，助听器被接二连三关掉，并且取了下来。这时，人人清醒，没有一个在打瞌睡。今天宣读了3份讣告，当包娣小姐最后终于读完时，我看见听众席上有人在流泪。上帝啊，请你别让死亡落到我的头上吧。请你再给我50年时间，让我工作和享受人生的乐趣，然后在熟睡中突然归天吧。

    坐在我们左侧墙边的钢琴家，这时醒过来了，翻动着面前木架上的乐谱。包娣小姐自认为是个挺不错的政治分析家，这时正准备开始批判一种提高销售税的谬论，钢琴家突然敲起了琴键。弹的是《美丽的亚美利加》，我想。她情绪激昂，铿铿锵锵地敲出了开头的过门。老头老太们连忙抓起各自的赞歌汇编，等着唱出第一句歌词。包娣小姐现在又成了合唱指挥。她全神贯注，高举双手，拍拍巴掌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就和着第一节的乐曲边走边挥动双手打起拍子。那些还能自由动弹的老人，都缓慢地站了起来。

    唱到第二节时，吼声便戏剧性地逐渐减弱了。这一节的歌词不那么熟悉，而这些可怜老人的眼睛又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手上捧着的赞歌汇编，不过是聋子的耳朵而已。我看见博斯科突然紧闭双唇，仰面望着天花板，鼻子大声发出哼哼。

    钢琴声突然消失了，原来是乐谱从木架上滑下，散落在地板上。人们一齐盯着钢琴家。上帝保佑她的心脏，她正手忙脚乱，边摸边抓地将琴谱拾拢在自己的脚边。

    “谢谢大家！”包娣小姐对着话筒喊道。老人们纷纷坐下。“谢谢大家。音乐是好东西。让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音乐。”

    “阿门！”博斯科大声吼着。

    “阿门。”后排的另一位老头，点了下头跟着说道。

    “谢谢大家，”包娣小姐说。她转过身来，面带微笑望着布克和我。我们两个身子前倾，伏在桌上，再次看着人群。“今天的节目现在开始，”她像是在演戏似地说。“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了斯穆特教授和他的几位非常聪明英俊的弟于再次来到这儿。”她用肿胀的手指指我们，露出了灰黄的牙齿，朝着不声不响走到身边的斯穆特微微一笑。“他们非常英俊，不是吗？”她指着我们问道。“大家都知道，”包娣小姐又对着话筒说，“斯穆特教授在孟菲斯州立大学讲授法律课程。我的小儿子曾经在那儿念过书，可是没能毕业，这你们也是知道的。斯穆特教授每年都要带几个学生来这儿看望我们，你们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向他们诉说，他们将向你们提供建议。这些建议毫无例外都是很好的，而且我还要补充一下，毫无例外都是免费的。”她侧过身来，再一次朝斯穆特投去含情脉脉的一瞥。“斯穆特教授，我代表咱们团体，欢迎你回到柏树花园。我们感谢你对老年公民问题的关心。谢谢你，我们热爱你。”

    她后退了几步，走下讲台，一边猛烈地拍着巴掌，一边点头示意同伴仿效。但却无人响应，即使博斯科，也纹丝不动。

    “他真了不起。”布克叽咕道。

    “他至少有人爱啊，”我咕哝着应了一句。老人们在这儿已经坐了10分钟，又刚吃过午饭，我发现有几个人眼皮在耷拉下去。等斯穆特讲话完毕，肯定会鼾声四起的。

    斯穆特走上讲台，调整了一下话筒，清了清嗓子，等候包娣小姐在前排入座。她在坐下时，气呼呼地对邻座那位脸色苍白的绅士低声埋怨道：“你应该鼓掌嘛！”可他没听见。

    “谢谢你，包娣小姐，”斯穆特尖叫着。“来到柏树花园，我总是感到十分愉快。”他的声音真诚。我心中毫不怀疑：站在这座阴沉的房屋中央，面对着这一小群愁苦的老人，身边只有他班上仅剩的4名学生，霍华德-L-斯穆特教授此时此刻确实有一种高人一头、孤芳自赏之感。这就是他生活的目的。

    他为我们一一作了介绍。我迅速站了起来，咧了咧嘴，随后就坐下，再次板起脸，故作深沉地皱着双眉。斯穆特滔滔不绝地谈着医疗保健，预算的削减，遗嘱，销售税的豁免，受虐待的老头老太，以及共同保险费用的支付等等。一个个话题，就像飞舞的苍蝇一样，接二连三地从他嘴里抖落出来。他像在课堂上一样漫无边际地唠唠叨叨，讲述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议而未决的法案，私人疗养院的规章制度，地产的规划，神奇的药物。连我自己听着听着也打起呵欠，昏昏欲睡。而博斯科更是每隔10秒钟，就看一次表。

    斯穆特的讲话终于临近尾声了。他再次向包娣小姐和她那一帮人表示感谢，并且保证今后每年都要光顾一次，然后在桌边坐下。包娣小姐不多不少拍了两个巴掌，便立即打住。其他的人无一动作，倒是有一半人在打呼噜。

    包娣小姐手指着我们，对她的部下们说：“他们都在这儿。他们都很能干，而且全都免费。”

    迟钝的人群慢慢地朝我们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博斯科，他显然对黄果冻事件余恨未消，因而眼睛虽然瞪着我，人却走到桌子的另一边，坐在值得尊敬的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感觉早就告诉我，他找谁都成，却决不会向我谋求法律咨询。一个年迈的黑人男子看中了布克，他们俩隔着桌子在交头接耳。我尽量不去听他们的谈话。他们谈的事与此人的一位前妻和多年前的一次离婚有关，那次离婚可能已经、或许还没有正式了结。布克像一位真正的律师一样记着笔记，全神贯注地听着，就好像真的知道该如何办案似的。

    不过，布克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委托人了。而我却整整5分钟独个儿痴呆呆地坐在一边，望着3位同窗轻声细语，涂涂写写，对于展开在面前的问题，一会儿满怀同情地凝神倾听，一会儿摇着头。

    我的孤独状态并没有被人忽视。包娣-伯德桑小姐终究还是把手伸到钱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昂首阔步地走到我的桌边。“你是我真正需要的人。”她轻声说，把座椅拉到桌子角落上。她的身体向前倾，我的身子向左歪，两个人的头相距仅几英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开始了以法律顾问身份进行的生平第一次咨询谈话。布克朝我瞟了瞟，脸上挂着调皮的微笑。

    我生平第一次咨询谈话。去年夏天，我在市内一家法律事务所当书记员。那儿有12名律师，工作都是严格地按小时计费，而不因发生意外情况额外收取费用。我学会了开账单的技巧，其首要规律是，律师把睡觉以外的时间，主要化在与人会谈上。与委托人会谈；在电话上会谈；与对方律师、法官、合伙人、保险公司理赔员、书记员或律师帮办会谈；在吃午饭时会谈；在法庭上会谈；电话会议会谈；结案会谈；审前会谈；审后会谈。只要你说得出一次活动的名称，律师就可以编织一个借口组织一次以它为中心的会谈。

    包娣小姐用目光向四周扫射了一番。这是给我的信号，要我把脑袋和声音都同时低下来，不管她想跟我谈些什么，反正都是极其重要的。这对我当然也十分合适，我可不想让谁听到对她即将提出的问题，我肯定会提供的蹩脚而又幼稚的建议。

    “你看看这个，”她说。我接过信封，把它拆开。感谢上帝。是份遗嘱！科莲-贾尼斯-巴罗-伯德桑遗嘱。斯穆特曾经对我们说过，这些委托人中有一半以上会请我们推敲，甚至修改他们的遗嘱。对我们来说，这挺不赖，因为去年我上过《遗嘱与遗产》这门必修课，要在遗嘱里挑点儿毛病，我们颇感胜任。遗嘱其实相当简单，即使初出茅庐的律师也能写得完美无缺。

    这是一份打字机打的正式遗嘱。在浏览过程中，我从前两段得知包娣小姐是一位寡妇，有两个儿子和一大批孙儿孙女。第三段仿佛给了我一闷棍。我一边看，一边斜着眼睛望她，接着又重看了一遍。她得意洋洋地微笑着。这一段文字指令遗嘱执行人给她的两个儿子每人200万美元，孙儿孙女每人100万美元，由执行人代管。我慢慢地计算了一下，她有8个孙儿孙女，这就是说她至少有1200万美元。

    “继续看下去，”她低声说，仿佛真的能听见计算器正在我头脑中嘀嘀嗒嗒计算似的。布克的委托人，那位黑人老头，此刻正在一边哭泣，一边诉说着许多年以前那一段不幸的罗曼司，诉说着孩子们如何将他遗弃不顾。我虽然竭力不去听他，但他的话却依然钻进耳鼓。布克怒气冲冲地记录着，尽量不去注意老人的泪水。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在哈哈大笑。

    遗嘱的第三段将300万美元赠给一个教堂，200万美元捐给一所学院。接着还有一串慈善捐赠名单，第一个对象是糖尿病协会，最后一个是孟菲斯动物园，在每一个名字的旁边都注明了捐赠的数额，最少的是5万美元。我皱着眉头，在心中做了一次速算，得出的结果是：包娣小姐遗财净值至少是2000万美元。

    突然，这份遗嘱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它根本没有应该有的那么厚。包娣小姐十分富有，而富人是不兴留下薄薄的、简单的遗嘱的。他们爱用厚厚的、写得密密麻麻的遗嘱，托管机构、代管人、隔代转让等等事项说得明明白白，由大事务所收费高昂的税务律师专门设计和执行的诸多精细条款，也交代得清清楚楚。

    “遗嘱是谁拟的？”我问。信封是空白的，没有迹象说明是谁起草这份遗嘱的。

    “我以前的律师，已经过世了。”

    他草拟这份遗嘱时犯了玩忽职守罪。死了倒是件好事。

    如此看来，这位牙齿灰黄、讲话像唱歌一样美妙动听的漂亮的小老太，真的值2000万美元啰。而且她目前又显然没有自己的律师。我瞟了她一下，眼光又回到遗嘱上。她的穿着不像个富婆，没戴钻石或金饰，在头发上也不愿他费时间或金钱。她身上的套裙是普通的滴干棉料，紫红色的上衣已经破旧，当初可能购自西尔斯百货店。我见过一些家产万贯的老太太，她们一般都不难辨认。

    这份遗嘱拟就约有两年了。“你的律师什么时候去世的？”我问，声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甜蜜。我们两个的头仍旧低低地凑在一起，两个鼻子相距只有几英寸。

    “去年。癌症。”

    “那你现在有没有律师呢？”

    “我要是有，现在还会跟你谈话吗，鲁迪？遗嘱没有什么复杂的，所以我想你能对付。”

    贪心这玩意儿十分滑稽。我将从7月1日开始，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这一家榨取员工血汗的小小事务所，内部气氛十分沉闷。15位律师除了代表保险公司诉讼，别的基本不干。我本来并不想要那份工作，可是恰恰在其他事务所都无空缺的当儿，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表示愿意聘用我，我也只好将就。我想在里面消磨几年，熟悉这一行当，然后再图高就。

    假如在我第一天踏进这家事务所的当儿，就给他们带去一位少说也值2000万美元的委托人，那些家伙将会有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将立刻成为呼风唤雨的人，一位能点石成金、前程似锦的新星。我甚至还可以要求拥有一间大办公室哩。

    “我当然能对付，”我淡然地说。“只不过，你知道，这牵涉到一笔钱，而我——”

    “嘘——”她将上身与我靠得更近，狠狠地嘘着。“别提钱的事儿。”她用目光向四周迅速地扫了一遍，仿佛小偷们正潜伏在她身后窃听。“我绝对拒绝谈论它。”她斩钉截铁地说。

    “行。我无所谓。不过，我想你也许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和一位税务律师谈谈。”

    “我以前的律师也是这么说，可我不想这么干。就我而言，律师就是律师，而遗嘱就是遗嘱。”

    “对。但是你交税可以少交一大笔钱，如果你把遗产通盘计划一下。”

    她摇摇头，就好像我完全是个白痴。“我一个子儿也省不下。”

    “嗯，请原谅，不过我觉得你或许能省下。”

    她把布满棕色老斑的手放在我的手腕上，低声说：“鲁迪，你听我解释。纳税与我毫无关系。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一命呜呼了。不是吗？”

    “嗯，我想，是的。可是你的继承人会怎么样呢？”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那些不孝子孙可让我气坏了。我要把他们的名字从我的遗嘱里抹掉。两个儿子，几个孙子孙女，一起抹掉，抹掉，抹掉。他们啥也得不到，你懂吗？零！一分钱也得不到，一件家具也得不到。啥也得不到。”

    她的眼光突然变得冷冰冰的，嘴边一圈圈的皱纹紧紧地锁在一起。她使劲地捏着我的手腕，自己却浑然不觉。此刻的包娣小姐，不仅怒气冲冲，而且伤心万分。

    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和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正在激烈地争论。他大声抱怨，笼而统之地批评医疗补助和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共和党人，她则指着一纸文件，试图向他解释某些医疗账单不能报销的原因。斯穆特从座位上慢慢站了起来，走到他们身边，看看能否帮上点儿忙。

    布克的委托人正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一行行泪水依然沿着面颊往下流淌，而布克却变得越来越无动于衷。他向那位老年绅士保证，他布克-凯恩一定会干预那件事，把事情办妥。有人打开了空调，嗡嗡的机声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喋喋不休的谈话声。桌上的杯盘已经收走，各种各样的游戏正在进行。有人在下中国跳棋，有人在走国际象棋，还有人在密尔顿-布雷得利棋盘中掷着骰子。他们大多数人来此是为了一顿午饭，与别人交往，而不是为了寻求法律咨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事。

    “你为何想把他们的名字从遗嘱中抹去呢？”我问道。

    她松开我的手腕，擦了擦眼睛。“嗯，这是个人隐私，我实在不想谈。”

    “言之有理。那么，谁来继承这笔钱呢？”我问。意识到我将被授权起草这份遗嘱，能够像玩魔术似地把一些普普通通的凡人，顷刻间变成百万富翁，我突然有一种飘飘欲仙之感。我微笑地望着她。我的微笑如此热情，而又如此虚假，但愿她不会因此而生气。

    “我拿不准，”她愁眉苦脸地说。她的目光四处搜索着，仿佛在寻找一个目标。“我硬是拿不准该把钱给谁。”

    那好哇，给我100万怎么样？税务局随时都会为我欠下的400美元税款向法院起诉。我们的谈判已经破裂，他们的律师已经找过我。我已两个月未交房租，房东正威胁要把我扫地出门。而我此刻却坐在这里，与生平见过的最富有的人瞎聊！而且此人可能活不了多久，正在颇为愉快地在心头盘算该让谁得多少遗产。

    她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有4个人名，用印刷体整整齐齐地写成窄窄的一栏。“他们是我想保护的孙儿孙女，是仍旧爱我的那几个，”她双手窝成杯状放在嘴边，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每人给100万。”

    我用抖动的手在拍纸簿上歪歪扭扭地记下。哇！就这么大笔一挥，我已经制造出4个百万富翁啦。“其他的人怎么说呢？”我低声问道。

    她的身子向后一仰，坐得笔直，说道：“一个子儿也不给。他们不给我打电话，从来没有给我送过礼物，寄过贺卡。把他们抹掉。”

    我若是有一位祖母，身价值2000万美元，我会每周送她一次鲜花，隔一天寄一张贺卡，下雨天送她巧克力，晴天送香槟。我会每天早晨给她打一个电话，她上床以前再打两次。每个星期天我都会陪她去教堂，在整个弥撒过程中握着她的手和她坐在一起，接着陪她去吃早午餐，然后再陪她去看拍卖或者看戏或者看表演。哪怕奶奶想去地狱，我也会照陪不误。我一定会照顾好我的老祖母的。

    而且我想，对包娣小姐，我也愿意照此办理。

    “行，”我严肃地说，仿佛这样的事我已办过许多次。“那么，两个儿子你也一个子儿不给？”

    “我就是这么说的嘛。绝对不给。”

    “他们，恕我冒昧，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仿佛这个问题让她十分伤心，两只眼球在眼眶里转了转，她似乎很不愿意回答。但过了一会，她突然两肘向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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