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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前缘的上海气候并不温和。大东旅馆门前一张旧报纸被西北风吹的高高飘起,在半空中发出簌拉拉地声响。
从门房手里接过钥匙进了二楼房间。蒲素放下藤条箱走到窗前,侧身在窗帘后观察了一会后便拉上窗帘。又回到门口驻足停留了几秒,然后才轻轻拴上插销。
接着他将藤条箱放在床上。脱下了厚厚的阴丹士林布棉袍,肩膀上露出一条牛皮肩挂枪带,两边腋下各塞着一支短枪。
脱下的棉袍被他拿在手里,找准了线脚用力一扯。“刺啦”一声轻响后夹里裂开,散落出十来张大大小小的纸片。他仔细地把那些纸片归拢后又核对了一遍。
上船以后每晚都是和衣而睡。而藤条箱则一直垫在枕边,走到哪都从不离手。
收拾好文件后他坐到床沿弯腰撩起裤腿,将固定在小腿上的另一只瓦尔特p38手枪收起,塞在了枕头位置的床垫下面。
直到此时他才在藤条箱箱口处小心摸索一番打开箱盖。从里面一根钢线上摘下绊索,取出一枚德制m24型手榴弹。
箱子里折叠整齐的衣服上压着一本陕西味经处出刊的天演论,卷脚油印处印着——严复翻译、赫胥黎著。
取出这本线装书后蒲素开始整理箱子里的物品。
带来的东西稍晚一些都要送出去。旅馆人多眼杂,在这边临时落脚不过是下船后的一个必要防护性过渡。
时不过六点,天色却已似入夜,只是霞飞路上的白炽电灯还没有打开。
风势比下午还大,走出旅馆的蒲素紧了紧风衣束带后竖起了衣领。
此时的他穿着三件套粗花呢西装,外面一件英国风衣。脚下一双皮鞋擦的锃亮,头上戴着一顶呢绒礼帽,手里还拎着一只咖色牛皮公文包,俨然一副洋行买办的派头。
其实蒲素就出生在上海,少年时期就随家人移居了国外。虽然已经离开近20年,却依然可以说出一口流利的沪语方言,这或许也是组织派他现在来上海的原因之一。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和即将见面的联络人关系。
蒲素少时就读法国里昂大学,十几岁时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当时学校组织了几个包括“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会“等进步团体。
从里昂毕业之后,蒲素已经无心向学。情知以眼下之国情民生,加上日本人虎视眈眈,在腐败的国民政府统治下仅靠实业根本无法救国。
没过多久,通过组织考察的蒲素就直接从法国被派遣到莫斯科“澳斯托兹那雅特工学校”进行学习。
这所学校实际上是苏联秘密机关“契卡”的培训中心。蒲素在那里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系统学习,主要训练科目就是政治军事和情报特工技能。
三年后当他从“契卡”结业时并没有被派回国内。因为结业成绩出色,蒲素奉命和其他几名同志一起驻留在莫斯科中共联络处、负责培训后续从国内选派的党内特工。
之前叛变的特科负责人顾正章同样也在契卡接受过培训。只是在莫斯科的时间很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也仅仅只是接受了政治保卫的相关培训。
顾正章先他一步,蒲素去莫斯科的时候他已经结业回国。只听说这位老同志本领了得,在不长的时间里便掌握了不少特工技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深得器重的他开始协助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红队的负责人。
此人叛变以后给我党带来的损失极大。由于其掌握大量我党核心机密,致使地下党组织遭受巨大的破坏,多名地下党员遇害。
1935年5月,蒲素在组织派遣下从莫斯科返回国内,准备执行锄奸任务。
只不过还没等他到达,顾正章却已经被国民政府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随后蒲素根据组织安排辗转各个革命根据地,继续开展培训特工人员的工作。
直到这次接受任务潜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