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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就可以了。
这个财政制度，如果有一位有现代会计知识的人一看，肯定就可以看出来是很不妥的。因为现代会计基本的规矩之一，就是收支两条线。至于采取朱元璋这种财政制度有什么不好，那学习过现代会计知识的人肯定能够说出来一大笔毛病来。
不过，也有的人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明朝又没有银行，运输条件又那么差，所以朝廷和官府也是不得不采用这种财政制度的。
其实这就是狡辩了，汉唐宋都不是这样的，难度汉唐宋就比明朝现代化这么多么？其实说穿了，就是朱元璋穷苦人出身，民粹概念深厚，不知道一个统治者该做什么罢了.
朱元璋很多观点，是很符合现代人胃口的，比方说把反腐比建立一个流程的政治体系更重要，又觉得一个精力充沛的统治者完全可以逼着文官清廉……
如果是，朱元璋那种对贪官扒皮的政策在明初压制住了文官们的贪婪之后，在明朝中叶，文官制度抬头之后，这种财政制度就呵呵呵了……
当然比起贪官这种东西，动不动为了求名给地方上免税，出了灾害又逼着国家救济的东林党人，对一个国家的财政制度伤害就更大了.
不过这种财政制度也有很好的地方，那就是理论上带兵大将后勤依赖于文官，很难反叛——当然这其实也就是理论上罢了，实际上大明朝带兵大将反叛的事情一样不少，朱棣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万历三大征中，就有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
至于满洲的努尔哈赤是明朝建州卫的龙虎将军，这就不用说了，常识，而因为明朝征讨满洲，又不给足军饷，造成了著名的奢安之乱.
明朝天启年间，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的叛乱，在贵州又称安酋之乱。
奢崇明于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于重庆起事，围成都达一百多天。安邦彦于天启二年二月起兵，进围贵阳两百多天。[1]
叛乱发生后，明朝廷调水西及永宁兵赴辽东作战而激起反抗。战争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年，前后持续17年，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大规模交战持续9年。[2]
战乱中，四川巡抚徐可求死难，贵州巡抚王三善死难，西南大将之冠的总理鲁钦兵败自刎，贵州总兵阵亡于贵阳城下。最后被四川巡抚朱燮元、石柱总兵秦良玉、四川总兵杜文焕、贵州巡抚王三善等平定。
所以说，这种财政制度约束内地的卫所兵还可以，约束各地有地盘的土司那就是基本无效.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财政制度下，有地盘的土司造反不难，内地的明军很那造反，造成了明朝被异族消灭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内部造反，其实也就是和满清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关键的是，这种财政制度给忠于明朝军队的给养供应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已经知道，明朝的军队有地方军户和战兵这两种体制。而在明初，除了一部分边兵，也是根本没有其他战兵的。打仗都要依靠军户来完成。而这些军户打仗都是他们所在的地方官府来供应给养的。
因为在明初，各个地方的局势都比较稳定，因此在内地也没有什么仗要打。因此，这种地方官府供应本地军队的给养的模式，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当然，万一朝廷总动员，让这些地方军队集合起来离开本地作战的话，除了这些军队所在的地方官府供应这些军队的给养以外，朝廷也会供应这些军队一部分给养的。
而在那些军队离乡背井以后，其他地方的官府并没有义务来供应这些军队的给养。除非这些军队用银子去购买。当然，也有种变通的方法。这些官府先供应这些军队的给养，等到以后再向朝廷或者这支军队所在的地方官府去索要。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了，那些官府万一供应了军队给养以后，事后向朝廷或者其他官府索要，那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作为一个官僚，肯定也会遵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的。
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明朝军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作战。后来为了弥补，明朝的朝廷就规定：离乡作战的军队的军功就双倍计算。可就算是这样，明朝的军队还是不愿意，因为在他乡，自己军队的给养供应简直是太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