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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什么时候回来啊？”手机里传来妈熟悉的声音。
“妈，我这边太吵！待会回给你。”我坐在晃动不堪、发出令人心烦意乱噪音的电动三轮车里，右手举着电话，左手食指紧紧塞住左耳，想以此回避身边呼啸而过汽车的鸣笛和该死的三轮车的隆隆声，结果只是徒劳。
挂掉电话，我大声叫司机开慢点，可能是机车的噪音果然很大，也可能是老师傅的耳朵不是很给用，直到说到第三遍，才觉得速度慢了下来。老师傅歪着脑袋通过身后一个隔着透明塑料板的小窗口咕噜咕噜说了一连串Z城的方言。虽然我在Z城已经待了两年多，但让我听他们的土话我依然云里雾里。也直到那老头辛辛苦苦、一字一句挤到第三遍，我才理解他的意思：不是车太快，而是路不平！我没再多说什么，等到了一个两边各挂着一个大红灯笼的铁门前，让车子停下。这就是我寒假一个月租住的那户人家，紧锁的大门明确地告诉我主人不在家。
用房东老太婆给我的钥匙打开门，上了楼把东西一股脑全堆在那张老木床上。每放一样轻重不等的物件，老木床就相应地发出轻重不同的吱呀声。当我最后忙完坐上时，它就发出了抗议般沉闷的怒吼。趁休息的空当，我把这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打量了一番：正对门的西墙上开的窗户和北边墙上的窗户为房间提供了充足的光线，西窗下摆有一张八十年代流行款式的漆红木书桌，一杆两米高蓝色三足衣帽架立在书桌与南墙之间的空地上，书桌与北墙之间的空隙被一个八成新的米黄色折叠衣柜填满，我坐着的老木床则横在北窗之下。房子是新建的，随处可见装修留下的新鲜印痕。我越看越觉得这里的老家具与新房子实在是不协调，好比一个东北大汉穿一件南方女人的红肚兜。据房东讲这栋楼是为即将结婚的儿子盖的，平时她自己住楼下，楼上的两间自去年建成就一直空着。我本来打算租的是对面相对宽敞一些，面东和面南的窗户采光也更好的房间。可惜无论我怎么商量老太婆都不肯答应，后来才知道那是留作儿子结婚的新房。一提到在外地工作的儿子，老太婆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比我妈还能啰嗦。可是与我妈的啰嗦相比，宁愿听这老太婆的，因为她的方言我一句也听不懂，只需偶尔点头不需烦心即可应付，而面对我妈就不但要不住点头还要头大心烦。冲这一点，我见面不会直呼她“老太婆”而是温婉称其为“阿姨”。
想起还要给妈回电话，便起身穿过空空如也、地面如镜的客厅，来到同样空空荡荡的阳台，拨通家里电话，静静等待那头的回应。
“喂，哪位？”电话通了，与我期待的不同，是爸接的。
“额——是我。”我反感地抖动声带发出声音。
“哦，回来过年不？”沉默几秒后，爸问道。
“不回！”我很惊讶，没想到他会接我电话。自从暑假和他吵架之后，他但凡接到我的电话都会喊一句：你小儿子电话！然后就是妈接过话筒。更没想到他会这么和气地问我，我的脑袋里至今还萦回着那天他骂我的严词厉语。我的简单坚决的回答有着浓烈的叛逆意味：现在想我回家了！我偏不回去！
“我已经找到工作，也租了房子！”紧接的这一句是我故意补充的，是想让他知道我不用他的钱照样在外过得下去，算是向他的挑衅。
“随你——”犹豫了一会，一阵忙音。
伴随忙音而来的并不是挑衅成功后的兴奋与喜悦，我心里有的只是茫然无措。是应该欢呼庆祝的，为何半点高兴的心情都没有？之前他对我事无巨细都严加苛责，稍有差错都会必究必查，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心底有一只囚在笼中的鹰，时刻都憧憬着在渴望已久的蓝天展翅高飞。此时此刻我获得了自由，鹰也冲破了囚笼，面对的却是漫无边际的茫茫雪原，而不是彼时彼刻幻想的蓝天白云。这比因束缚失去自由更让我难以接受。品尝突如其来的胜利，就像吃一碗夹生的米饭，可以充饥但不是滋味！我努力要把和他对立的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每一次冲突都在脑海里一遍遍回放，期待找到一个能够满足自己胜利虚荣心的借口。
也许冲突的次数太多，无论再怎么用力回想，出现在眼前的只有离开家的那次画面。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站在那扇亲手开关过无数次的银色大门的外面，头顶热得发白的太阳恶毒得要吞噬一切，脚底泛着尘土的和热浪，身上的短袖和内心的怒火一个颜色。一位中年女人跌坐在庭院，双手不时捶打着被晒得滚烫的水泥地面，哭喊着嘶哑的声音。一位中年男人在堂屋透着纱门不停地叫骂着。门外的年轻人也一句接着一句毫不留情地给予坚决回击。夏季一天中的这个时刻连知了也懒得聒噪，两个男人却似两条得了丧心魔症的恶狗相互吠叫。骂战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考证，只晓得是这样的结尾:
“没你这儿子——滚！”中年男人。
“我愿意，你以为！”年轻男子。
“作孽啊——“中年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