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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努尔哈齐这个“假装受劫，嫁祸叶赫”的主意并不算糟糕。
在晚明辽东，“劫贡”之事并不少见。
莫说万历十六年的建州女真，就是当年实力尚未完全衰落的朝鲜，也曾因朝贡屡次被扰而在正统元年至成化十六年先后五次向明廷奏请更改陆路贡道路线。
辽东的地理环境一向不甚理想，除了少数戒备森严的大城市之外，明廷提供给东北外夷的驿路路线常常是几百里路途几乎没有人烟。
倘或路程之中出了甚么岔子，使得使臣行队在使行途中没有在规定时间到达明廷所提供的驿站，那便只能风餐露宿。
而且由于东北亚朝贡的部族太多，常常会出现两个部族同时称臣明廷，而一方劫持另一方贡品，甚至威胁贡道安全的情况发生。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明末，在后金崛起之后，皇太极索性把“劫贡”发展成了“挟贡”。
当时后金意欲征服漠南蒙古，与察哈尔部兴兵向抗，察哈尔不敌，只好向西迁走，压迫原本在宣化和晋北边塞外的喀喇沁和土默特。
由于喀喇沁想对付察哈尔，便联盟后金，请求皇太极发兵援助。
于是皇太极发动了对察哈尔的三次西征，在他抵达土默特部的归化城后，便得到了利用土默特部的名义，与明朝展开马市贸易的机会。
由于皇太极进军太快，明军缺乏防御应对措施，大同和张家口两地明军很快都选择向清军妥协，纵容当地商人与清军进行马市贸易。
这就是晋商在后世变得臭名昭著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冒用、挟持其他部落与明廷展开合法贸易在晚明极为普遍。
尤其明廷一向视蒙古为心腹大患，意图想用朝贡贸易来分化蒙古内部，使得他们自相残杀。
所以其后期对东北亚外夷的贸易政策便以扶弱压强为基础，这就为“挟贡”创造了背景条件。
譬如当察哈尔部与明廷关系紧张时，明廷对他关闭马市，察哈尔就长期冒用内喀尔喀巴林、乌齐叶特两部的名义，到广宁挟贡、到开原马市挟赏。
因此在皇太极西征成功后，清军和清军的八旗买卖人，借助土默特部的名义，到大同和张家口来和晋商贸易，明廷的地方官员因为已经习以为常，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也就造成了大明灭亡前，明清两军在阵前势如水火，而在后方的张家口，晋商与八旗子弟的贸易往来依旧如火如荼的畸形景象。
万历十六年的努尔哈齐当然没想到“冒名挟贡”这样的绝妙点子，但朱翊钧的旨意给他造成的危险感，使他间接地变成了这个绝妙点子的发起人。
努尔哈齐的想法是这样的，纳林布禄刚刚被明军进剿，心中必然不满。
此时若是再发现建州女真取代了南关哈达的从前的位置，他努尔哈齐成了第二个被扶持的王台，又因此赴京朝贡宣示忠心，纳林布禄必定更加愤愤不平。
人在气极之下，当然甚么不理智的事情都能做的出来。
他努尔哈齐忠心耿耿，为入京朝贡而率领建州使队途径开原，不料猛然被“不明军队”所劫。
不但朝贡不成，还死伤惨重，如此则自然要休养生息，待贡道上的不明威胁全然去除后才敢重新上路。
反正开原马市的争夺原本就在叶赫与哈达之间，那联合蒙古科尔沁的可不是建州女真。
或许辽东边将为不愿再起边衅而不去“明奏”叶赫之名。
但没关系。
只要能假装受劫，将劫贡的罪名顺利嫁祸给叶赫，那在天子心中就会留下一个疑影儿。
皇帝虽然不会因此而以为建州女真软弱可欺，但他一定会认为辽东不止他努尔哈齐一人应诛。
万历十六年的小鞑子虽然没搞清楚自己怎么忽然成了大明天子心中非杀不可之人，但他的适应性和他儿子皇太极一样强。
既然皇帝以为自己是个威胁，那自己就只能努力把天子心中的威胁程度缩小。
在不缩减自身势力范围的条件下，也只有在皇帝心中“制造”出另一个更大的威胁这一个办法了。
不过这一招“祸水东引”必须要得到李成梁的配合。
为了求得李成梁配合，小鞑子恨不得使出十八般武艺，还只恨自己不是真文姬。
可见皇太极后来对他父亲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轻视并非全无根据。
“‘劫贡’之事虽不少见，但也只能拖延一时。”
李成梁沉默良久，终是接过努尔哈齐的话头道，
“依朝廷定制，建州一年入贡一次，现在才不到三月，万一到了十月，皇上再想起你来，赏你‘朝贡之恩’要你赴京，难道那叶赫还能正正好好地再劫你一次？”
努尔哈齐道，
“有何不可？”
李成梁道，
“贡道接连出事，辽东边将亦有责任，且不说皇上如何想，这贡道原也不止一条，朝廷若强令你换条道走，那叶赫还能也跟着你换条道劫掠吗？”
努尔哈齐道，
“朝鲜不就提过要换一条贡道，朝廷最后不也没有应允吗？”
李成梁道，
“那可不一样了，大明与朝鲜既是友邦也是近邻，几十代人积累下来的盟藩之谊，自然也好生维护。”
“朝廷不许朝鲜换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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